图①:上世纪60年代初,李宇光(右一)工作留影。 图②:李宇光1955年授衔时留影。受访者供图
初冬,联勤保障部队第967医院温暖的病房里,医护人员正在为老红军李宇光检查身体。医生贴在老人耳边大声唤道:“李宇光!”
“到!”条件反射般,病床上的李宇光吐出清晰而短促的音节。
101岁高龄,加上阿尔茨海默病的影响,李宇光很难与他人进行更多的交流。这声答了89年的“到”,却是他对世界最响亮的回应。
李宇光原名“李一广”。他的女儿李岩告诉记者,父亲是参加长征后才改了名。
人如其名。从“红小鬼”到守护生命之光的人民军医,“医”心向党的李宇光,一生追光,始终有光。
“跟着这支队伍走,不会错”
1991年,一份来自家乡四川阆中的特殊礼物,让平时很少动情的李宇光落泪了。这本名为《阆中红军录》的册子里,收录着已知阆中籍红军战士的信息和照片。脸上扑着硝烟,脚上沾着泥土,几十年前,李宇光曾与他们并肩战斗。
1921年,李宇光出生在阆中县双河镇花冠村一个贫困家庭。母亲去世后,父亲靠种植几亩薄田拉扯一双儿女,每年的收成仅够糊口。
从记事起,李宇光就帮着家里打柴、割草。一次,他被学堂里的读书声吸引,好奇地扒着门缝向屋里望去。一个大人发现后,不由分说揪着他的耳朵向外拖去。从那时起,不愿再受欺压的李宇光,决心“奔一条活路”。
1933年5月的一天,李宇光偶然从赶集回村的乡亲口中得知:“红军来了!他们给穷人分田地,能让咱们吃上饱饭!”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12岁少年,兴冲冲地约上要好的伙伴,一起去寻找那支头顶红五星的队伍。
离开家乡不久,他们遇到红四方面军第30军89师。然而,红军干部看他们年龄小、身板弱,没答应他们的参军请求。倔强的李宇光不肯放弃,一直追着大部队跑。这份执着打动了那位干部,李宇光如愿成为89师宣传队一员,戴上了八角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红五星。
1935年春,14岁的李宇光随部队走上长征路。“吃人”的草地,他走了3次,“鸟也飞不过去”的雪山,他爬了两遭。一天,李宇光随部队在草地中跋涉,突然脚下一软,陷入泥沼中。他拼命挣扎求生,身体却不听使唤越陷越深。
绝望之际,李宇光眼前出现一双满是老茧的大手。他死死抓住这双有力的手,几经努力,终于从泥沼里爬了出来。过了好一会,惊魂未定的李宇光才反应过来,是班长救了自己的命。他“哇”地一声哭出来。班长笑着鼓励他:“哭什么啊,小鬼。这才走出一半路,还要继续往前赶!”
时隔多年,李宇光向家人讲起长征时的这段经历,总要感念班长的恩情。班长走过了草地,却没能翻过雪山。李宇光回忆,班长牺牲那天,雪山上格外寂静。望着班长冻僵的身躯,李宇光又哭了,与泪水相伴的,是一个庄严的军礼。
李岩告诉记者,父亲平日里最爱看长征题材的电视节目。有时,老人会情不自禁唱起当宣传队队员时学会的那首歌——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
那时的李宇光还不能完全理解“新世界”的含义,但从蓬勃的歌声和班长的牺牲中,他隐隐明白:“跟着这支队伍走,不会错”。
“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前线”
2016年,李宇光的老单位、原解放军第211医院院史馆馆长杨俊武,专程从黑龙江哈尔滨赶到辽宁大连,看望老首长。他刚进门,就听见李宇光高兴地说:“‘老家’来人了!”
在李宇光看来,医院是他的第二个“家”。他从革命战争年代加入这个“家”,在医疗卫生领域奋斗了30余年。
1937年,李宇光成为陕甘宁边区第129师385旅卫生处一名看护员。为了更好地帮助伤病员减轻痛苦,李宇光一心想要学好看护、弄通医术。
“我那时不识字,学习起来困难重重。”李宇光曾告诉女儿李岩,为尽快掌握常用字,他请战友帮忙在纸上写下一句句话,利用休息时间背诵、练习。两个多月过去,李宇光学会了300多个字,3年后能够熟练地看报、写信、记笔记。
后来,李宇光有机会跟着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汉斯·米勒学习,医疗救治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能帮助这些勇敢的士兵和人民进行有益、必需的工作,是一种巨大的满足。”汉斯·米勒的高尚医德,一点一滴感染着李宇光。
1946年,追求上进的李宇光进入西北医药专门学校,系统学习病理学、护理学知识。新中国成立时,他已成长为可以独立完成腹部手术、骨内固定等大型手术的军医。
回首过往,李宇光这样总结自己的学医之路:“从一个不识字的看护员到一名军医,我脑子里始终装着伤病员没有解除的痛苦,我学到的技术始终为党的事业服务。”
抗美援朝期间,李宇光调任原东北军区后勤卫生部第27陆军医院医务主任。一边是缺人少药的简陋条件,一边是大量因冻伤截肢的伤员,李宇光急得“暗暗流泪”。
缺人手,他带领医护人员白天黑夜连轴转;少药品,他冒着严寒遍寻当地土方。后来,他们摸索出一套经验,把砖头烧热帮伤员取暖复温,用桑叶、辣椒叶、茄子秧等熬水给伤员泡脚,让冻伤的伤员得到有效救治。
1964年,李宇光担任原解放军第211医院院长。已是耄耋之年的医院政治处干事蔡云阁忆起往事,最先想到的是老院长常挂在嘴边的话——
“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前线。”
“我个人没什么好讲的,都是我应该为党做的”
在杨俊武看来,整理老院长的历史资料“有点难”。他两次采访李宇光,老人都以“我个人没什么好讲的,都是我应该为党做的”开场。
然而,熟悉李宇光的人都知道,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贡献,李宇光曾获得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新中国成立后,他推动提升所在医院心胸外科手术水平,挽救了许多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每件事拎出来都有得讲。”杨俊武说。
“父亲从不强调党给的荣誉,把党的事情看得最重。”在李岩眼里,父亲对党和革命事业的真挚感情,更多地表现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在父亲的鼓励下,我们兄妹三人都当过兵。退役后,每个人都从基层岗位干起,从没想过向父亲寻求‘照顾’。”
“我们一家分散各地,平日里难得团聚,父亲也都理解。只有每年‘八一’,父亲会要求我们尽量聚在一起,摆一顿家宴,好好热闹热闹。”
儿子李刚记得,小时候吃饭时不小心将饭菜掉到桌子上,父亲一定会让他捡起来,教育他“要艰苦朴素”。在孙子李巍佳看来,爷爷又“抠门”又大方。他的毛衣破了洞,反复打补丁继续穿。可子女给他买来新毛衫,他转手就送给需要帮助的人。
离休多年,李宇光始终保持读书、看报、记笔记的习惯。辽宁省军区大连第九离休所政委刘英杰说,每次他们上门探望,老首长总是一边展示自己摘录的学习笔记,一边叮嘱大家“要读书看报,跟党走”。
“跟党走”是李宇光对后辈们讲得最多的话。离休后,李宇光常被邀请去大连市兴工小学讲长征故事。保姆曾晓英告诉记者,为了讲好这门课,老人的作息变得“年轻化”——“常常备课到夜里12点多,要催他好几遍才肯去休息。”
2021年,在家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下,病床上的李宇光拓下自己的足印,交给上海东方绿舟红军足印纪念园永久收藏。1年多来,一群又一群前去参观的青少年透过老红军清晰的足印,体会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一名小学生在日记里写下:“我们要好好学习,不怕苦、能吃苦,不辜负老红军流的血和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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