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家金灿然的教材人生

      金灿然是一位对教材建设事业作出过贡献的出版家。他先后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出版总署编审局、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等单位参加文科教材的编写与审读工作。他积极倡导教材租型制度，主抓教学地图出版工作，推动创办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并亲自授课，参加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座谈会，在新中国教材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教材编辑生涯的起航

　　金灿然（1913—1972），原名金心声，山东鱼台人。1920—1932年，他在山东鱼台、济宁和济南等地上学。中学毕业后，曾当过小学教师、报社校对。1935年10月，金灿然为备考北京大学，在《华北日报》担任校对。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1938年4月，金灿然辗转到达到延安。他最初在瓦窑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学习。同年8月毕业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二大队教育干事。

　　在延安时期，他曾协助历史学家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和《中级国文选》两套书。在《中国通史简编》中，金灿然担任明清部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并和叶蠖生、唐国庆、范文澜负责第三编“封建制度社会螺旋式的继续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侵入——隋统一至清鸦片战争”的撰写。范文澜曾推许金灿然承担的部分。《中级国文选》是一部给工农干部学文化用的文化课本。这套书用浅显的语言、生动的形式，阐述社会哲理和革命斗争生活，启发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这两段工作经历为金灿然日后从教材出版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1945年，根据党组织安排，金灿然离开延安，来到绥蒙地区，担任刚刚组建的绥南地委宣传部长。他通过报纸，以文艺、标语、歌谣、诗歌等形式，宣传党的政策，积累了丰富的斗争和宣传经验。在绥蒙地区完成革命宣传任务后，金灿然于1948年到中宣部工作。

　　投身新中国教材事业

　　为了解决1949年秋季中小学开学时教学用书问题，中宣部于1949年4月成立了挂靠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由叶圣陶任主任，周建人、胡绳任副主任，金灿然担任秘书主任。这是金灿然参加新中国教材建设工作的开始。这个委员会汇集了当时国内教材编辑和出版领域的精英，其成员主要来自国统区开明书店的名编辑和解放区的教育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自1949年4月21日（4月8日商议成立并开展工作），到11月1日出版总署及其编审局成立（11月8日召开成立编审局筹委会）时结束，前后存在半年多（实际工作7个月），是“新中国全国性教材编审机构的摇篮和基石”。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工作期间，金灿然参加了修订和审定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师范和大学部分教材、组织召开教科书座谈会等工作。可以说，这段经历为金灿然后来成为筹建人教社的中坚力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11月出版总署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并入出版总署编审局。编审局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局长、副署长周建人和办公厅秘书长胡绳兼任副局长，金灿然任秘书长。出版总署编审局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教材编审的过渡机构，对新中国教材事业的初创及其早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出版总署编审局工作期间，金灿然对教材的编写和出版颇费心思，先后撰写了《人民地理教师怎样贯彻思想政治教育》（《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9日）、《略谈初中语文教材的思想标准》（《人民教育》1950年第4期）、《中学地理教本中的几个政治思想问题》（《人民日报》1950年5月3日）、《反对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出版者——评“时代百科小丛书”》（《人民日报》1950年5月17日）等多篇文章，对教材编写出版发表了真知灼见。

　　1950年9月15—25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会上决定出版、印刷、发行的分工专业化，确定中小学教材实行全国统一供应制度。会后，教育部与出版总署决定，将出版总署编审局教科书编写处、华北联合出版社和上海联合出版社三者合并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专门负责教科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以中小学教科书为主）。时任出版总署编审局秘书长的金灿然参与了酝酿成立人教社的筹备讨论全过程，是人教社的筹建及其早期发展的亲历者与见证人。

　　1950年12月人教社成立后，金灿然身兼社务委员、副总编辑、秘书长三职，参加文科教材编审工作，并协助叶圣陶处理教材出版管理日常事务。在人教社工作期间，金灿然积极参加语文、历史、地理等文科教材的编写、审读与出版工作。这从《叶圣陶日记》的记载中可见一斑。比如，“余所为答评论教科书之文，灿然复加补充，抽空看之。”1951年2月15日（星期四）；“上午柳湜来，催灿然、晓先、芝九速拟订中学历史课程标准。”1951年3月3日（星期六）；“与灿然谈旧日编辑教本之通病。灿然阅读将发排之稿，发现旧日教本之通病甚多，一经说穿，皆绝可笑。余谓宜举以遍告同人，庶几可以不重犯此病。”1951年4月18日（星期三）；“晨间，灿然来谈，谓初中语文本第一册之提示多及政治而疏于语文”1952年3月6日（星期四）；“十点半，与安亭、灿然商我社下半月之工作计划。”1952年4月15日（星期二）。由上文的罗列可以看出，在研究教材编写、工作计划等重大事宜时，总能见到金灿然的身影。

　　金灿然在任期间，十分关心干部同事的理论学习，乐意为大家亲自授课。据当时在人教社教育组工作的陈侠回忆：“记得金灿然同志曾亲自给干部讲中国革命史，那时《毛泽东选集》还没有正式出版，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书籍出版得也很少，他就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来讲，也请出版总署对此有研究的同志来讲。他的讲演对于旧知识分子破除盲目的正统观念，站稳革命人民的立场，起了很好的作用。”据人教社自然组的李沧回忆道：“他处事待人，讲究政策，跟本单位的老、中、青三代人，都相处甚好。他不仅关心中老年同志的生活和工作，还经常关心青年干部的成长。在一次个别谈话中，他曾勉励我要学作苏联的科普作家伊林。他认为，当一个自然学科教材的编辑，就应当像伊林那样，既是博学多闻的科学家，又是通俗读物的著作家。他叮嘱我，今后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跟我的谈话，语重心长，精辟中肯，只怨我庸碌无才，未能实现他的厚望。”

　　金灿然对教材工作的一项创造性贡献是倡导并推动建立教材租型制度。1952年6月，金灿然调回出版总署，任出版管理局副局长（1954年12月起任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尽管离开工作近两年的人教社，金灿然仍然十分关心我国教材事业。为解决这个问题，保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金灿然与大家一同商议，最终决定采取“租型”的办法，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1952年7月，金灿然在人教社牵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教科书出版会议上，代表出版总署作了题为《关于教科书出版的经营和定价问题》的报告。报告明确了人教社与地方出版社关于中小学教科书在供应工作上的关系，即人教社负责制定大陆教科书造货与供应计划，各地出版社需要与人教社订立租型合同，在定价方面与人教社保持一致。从这时起，人教社在中小学教材供应方面确立起了出版流程和优势，租型也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供应的一种模式。实践证明，这种运作方式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相对贫困、地形条件极为复杂而交通条件并不十分顺畅的国家来说，在有限的时间内确保印制生产、运输发行、及时供应方面是十分有效和合理的。

　　1953年4月，金灿然兼任新华地图社总编辑。同年12月，新华地图社与上海私营的地图出版社合并改组为地图出版社（合营后的“新华地图社”的名称一直沿用到1957年12月底。——笔者注）。金灿然被推举为董事会公方董事兼董事长。担任新华地图社一把手后，金灿然加强了对地图出版社的出版管理，完善了出版社的规章制度建设，为出版社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金灿然领导下，新华地图社最主要为教师、学生编绘和出版教学地图，包括中国和世界地图、教学挂图、学生作业用填充图等；编译、出版地图使用类的图书等，以满足学校和社会所需；同时向广大学生和读者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宣传教育，普及地理科学知识。据笔者查阅，周恩来总理1957年3月16日、7月9日先后在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在第一次作报告前，周总理专门把金灿然叫去一起研究划界的历史地理依据。周总理办公室的台历上，3月 16日这一天专门记录了这一议事日程。这足以见得金灿然当时在我国地理与地图界具有充分的话语权。

　　为出版和教育培养专业人才

　　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以齐燕铭为组长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金灿然为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他协助组长齐燕铭与学术界有关人士反复商讨，草拟《整理和出版古籍规划（草案）》。1958年5月，金灿然调任中华书局总经理、总编辑，主持中华书局工作直至1971年，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了培养古籍整理和编辑人才，金灿然和齐燕铭、翦伯赞与高等教育部联系，决定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设置古典文献专业，由魏建功负责主持。新创办的古典文献专业于1959年秋季开始招生，到1966年，先后有三个班相继毕业。这个专业本科为五年制，开设的课程除了一般基础课和必修课，还有古汉语、古籍校勘、版本目录和名著选读等专业课，由北京大学和中华书局合办，教师有在北大聘请的，也有中华书局的编辑兼任。先后有三十多位毕业生分配到中华书局，其中不少同志后来成为业务骨干。宋云彬（曾任人教社副总编辑）曾在这个专业讲授过《史记》专业课。齐燕铭、吴晗和金灿然也都在这个专业讲过课。金灿然对开办古典文献专业十分重视和关心，亲历专业的设置和教学过程，并从培养目标、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意见，还亲自到学校去了解教学情况，和同学们谈话。1961年6月，金灿然受北京师范大学老校长陈垣之邀，参加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座谈会，与会专家有范文澜、翦伯赞、邱汉生、林砺儒等人。据北师大郭齐家先生回忆：“那次座谈会对于教育史教材编写来说，就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教育史教研室的教授们起草了一个编写提纲……他们看了以后，就这个提纲提意见，还谈谈应该讲些什么。……他们的讨论就不限于这个提纲，而是讲得很具体，像要讲什么书院，要讲人民性的东西呀，等等。……这一解放就给我们的教授带来了很大的动力。”无论是积极推动创办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还是为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提纲建言献策，金灿然身上所彰显出的这种教育情怀，与其参与新中国教材建设的经历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