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飞经》的版本与作者

　　《灵飞经》四十三行墨迹本第一开

　　楷书自汉魏之际形成以后，逐渐成为人们日常书写中最为重要的字体，而小楷则在日常的书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科举考试的试卷、臣僚写给皇帝的奏章，都需要用工整的小楷来写。千百年来，写一手工整、漂亮的小楷是每个读书人的基本功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件小楷作品能够成为历史上的经典之作，其难度可想而知。其中，有一件相传为唐代钟绍京所书的小楷《灵飞经》广受赞誉，被誉为“铭心绝品”。小楷《灵飞经》的版本有四个，分别是仅存四十三行的墨迹本，以及三种刻本——渤海本、滋蕙堂本和望云楼本。至于此卷小楷的作者，也是有钟绍京和写经生两种说法。

　　《灵飞经》的墨迹本与刻本

　　这件小楷《灵飞经》所写内容为道教的经典，最初为《上清琼宫灵飞六甲左右上符》和《上清琼宫灵飞六甲箓》的合抄本，流传至明代中后期时，仅剩四十三行，即《灵飞经四十三行本》，或简称《四十三行本》。

　　明末清初，顾复在《平生壮观》中记录，这卷墨迹本的《灵飞经》为玉真公主请人代写后呈送唐玄宗李隆基，后经宋代宣和内府收藏、有宋徽宗的题签和宣和内府收藏印，再经元代袁桷、倪瓒、王廓等人鉴赏，至明代杨士奇、董其昌等人题跋，可谓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佳作。现存的四十三行墨迹本是中间的一段，顾复所提到的这些题签、收藏印和元明两代人的题跋均已不见。

　　清代乾隆年间的钱泳，在他的《履园丛话》中详细描写了这件《灵飞经》为何只剩四十三行的原因。原来是董其昌曾将此卷《灵飞经》与陈之伸抵押借贷，后索还的时候，陈之伸将《灵飞经》悄悄割下四十三行，而董其昌并未觉察。后来陈之伸再向董其昌问到《灵飞经》时，归还董其昌的部分已经被董氏售与他人。

　　此后，这卷四十三行本《灵飞经》传到翁同龢之手，累数世之后，被其子孙翁万戈捐赠给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刻本是指将墨迹刻于石碑、枣木板等材质上，通过传拓的方式制作的碑帖，在影印技术发明之前，传拓是经典书法墨迹能够被大量复制和广为流传的主要技术。《灵飞经》的墨迹在明代中后期即被刻成，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种：渤海本、滋蕙堂本和望云本。

　　渤海本，出自《渤海藏真帖》，刻于崇祯三年(1630)，由浙江海宁陈之伸编次、苏州章镛摹勒。清末杨守敬《学书迩言》称：“其中《灵飞经》一册，最为精劲，为世所重。”滋蕙堂本，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由嘉祥曾恒德所刻，为渤海本之翻刻本。望云楼本以四十三行墨迹本刻石，由清人谢恭铭审定，陈如冈摹勒。据钱泳所记，四十三行墨迹本被吴余山收藏，谢恭铭借去刻石。

　　小楷《灵飞经》的作者

　　关于小楷《灵飞经》的作者，历来就存有争议，有钟绍京和唐写经生所作两种说法。

　　钟绍京(659—746)，字可大，在武则天时代即因擅长书法而入直内阁，后因协助时为临淄王的唐玄宗李隆基平复“韦氏之乱”而被重用，官至中书令，封越国公。钟绍京因擅长书法而名噪一时，并且收藏了大量的古代书法经典。唐代张怀瓘《书估》记述道：“近日钟尚书绍京，亦为好事，不惜大费，破产求书。计用数百万贯钱，惟市得右军行书五纸，不能至真书一字。”可见，钟绍京擅长书法且收藏古代法书所费不菲。

　　元代书法家袁桷被认为是最早认定《灵飞经》作者为钟绍京的人，他在《清容居士集》中写道：

　　《灵飞六甲经》一卷，唐开元间书。当时名能书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变习行体。独钟绍京守钟王旧法。余尝见《爱州刺史碑黄庭经》，无毫发违越，至开元间从贬所入朝，一时字画皆出其手，此卷沉着遒正，知非经生辈可到，审定为绍京无疑。

　　继袁桷之后，董其昌也将其作者判定为钟绍京。启功先生判断非钟绍京所书的依据，主要是根据书法的艺术风格。从书法的艺术风格来看，此卷《灵飞经》与敦煌所出的大量写经体非常相像，与文人士大夫的楷书作品的艺术风格有着不小的差异。

　　顾复《平生壮观》和董其昌题跋中均提到，他们所见到的全本《灵飞经》墨迹，有宣和、政和小玺与宋徽宗赵佶题签。从流传下来的诸多宋徽宗赵佶的题签来看，一般都会写明作者和作品，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李白《上阳台帖》，即有宋徽宗赵佶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帖”;展子虔《游春图》上也有宋徽宗赵佶所题“展子虔游春图”。

　　顾复查阅了《宣和书谱》，既不见这卷《灵飞经》的踪迹，也不见收录钟绍京的大名，因而提出，为什么此卷会获得宋徽宗赵佶的题签呢?对于这样的疑问，顾复记载了当时收藏者的回答，说此卷经的内容必然受到皇帝本人的青睐，不会让它与作为玩物的《宣和书谱》所收录的那些书法作品混在一起。顾复对这样的回答显然是不满意的，但他依然没有肯定地质疑此卷作者并非钟绍京。想来原因有二，一是钟绍京传世书法很少，顾复没有见过钟绍京其他的书作，无法对比分析，其依据必然是徽宗的题签;二是从书风风格判断，此卷确为唐人所书无疑，其时尚无多少写经体出土，没有参照，顾复无法得出结论。

　　由此进一步推测，元代的袁桷、明代的董其昌得出此卷为钟绍京所书的结论，必然也同样是因为见到徽宗题签的缘故。而董其昌之后，流传的四十三行本，正如我们如今所见到的，已经失去了徽宗的标题。清代书法家王澍认为其并非钟绍京所书，原因有四：一是，这卷《灵飞经》在宋元以来并不著名，直到明万历年间才名于一时;二是，经上的落款为“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长公主”，钟绍京没有此号;三是，王澍自己曾得到一卷唐经生书《三弥底部论》，其字形、笔法与《灵飞经》毫发不差，但显然并非钟绍京所书;四是钟绍京人品不高。

　　前文提到，启功认为这卷《灵飞经》显然是写经体，系写经生所书。小楷《灵飞经》纵然为写经生所作，作者也不是一般的写经生。写经生是指那些专门替人抄写经卷赚取薪资的人员，他们一般是寺僧、经生、朝廷书吏。此卷既然为玉真公主所请之人写成，其人是朝廷书吏的可能性比较大。启功说：“《灵飞》本身的书法，在唐人写经中允推精品，试用敦煌所出那么多唐人的写经来比，够得上《灵飞》那么精美的，也并不多。”

　　综上所述，尽管对小楷《灵飞经》的作者尚有争议，但它是一件流传有绪的小楷佳作，凭借其不同的版本在晚明和清代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王洪义，系吉林省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