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悟壁上丹青 独造时代新韵

　　李震坚临摹莫高窟第103窟壁画局部

　　两个羊羔（中国画） 周昌谷

　　母与子（中国画） 宋忠元

　　《美术研究》创刊号封面插图为周昌谷临摹莫高窟第217窟壁画局部

　　粒粒皆辛苦（中国画） 方增先

　　拉卜楞青年（中国画） 李震坚

　　红衣少女（中国画） 顾生岳

　　 1955年，年仅26岁的周昌谷凭借中国画《两个羊羔》获得在波兰华沙举办的“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获得的首个美术类大奖，画坛为之振奋。20世纪50年代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守正创新之路由此开启。

　　可是谁会想到，仅在获奖的前一年，周昌谷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艺术方向。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敦煌三月，看到祖国艺术的伟大，思想通了，打消了原来学油画的想法，工具也送人了，我决心献身祖国艺术，我要继承、发扬、创造。”短短数月的甘肃之行让他坚定了自己的中国画创作之路，也直接催生了《两个羊羔》的诞生。转折如此之大，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发展风云变幻，随着西方艺术被引入中国，美术创作的中西之争此起彼伏。为适应时代需求，各大艺术院校在不同方向上探索着各自的发展之路。如中国美术学院彼时的中国画专业经历了成立、合并、分科等诸多阶段，其本质在于对中国传统绘画的重新认识，以及对自我革新发展脉络的回应。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点上，中国画家们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即如何在调和外来艺术的同时，运用传统中国画的形式语言表现时代生活、描绘人民大众。

　　 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决定再次改变教学模式，将彩墨画系从绘画系中独立出来，成立彩墨画研究培训班，并挑选了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宋忠元等优秀学生作为青年教师培养对象。为培养他们对于民族艺术的认同感，加深其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和把握，同时累积教学素材，次年6月，在学院教师史岩、邓白、金浪的带领下，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宋忠元等人与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叶浅予带领的詹建俊、汪志杰、刘勃舒等人于西安会合，直赴敦煌。

　　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的佛教石窟艺术群，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林风眠曾评价道：“你偶然见到敦煌石室的壁画，那是东方最好的美术品，是许多欧洲大画家理想中所追求而没有得到的东西……我追求这样的东西很久了，看起来简单，但是画起来真不容易，两线之间的平涂，中间色的度数，几乎是人手不能画出来的。”

　　 20世纪50年代的敦煌寂静而荒凉，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的条件十分简陋。初到此地的青年画家们大多刚刚大学毕业，对中国传统绘画了解有限，但精彩的莫高窟壁画，让他们大开眼界。他们首先以研究所成员临摹的白描稿为底本进行勾摹，目的是尽快熟悉壁画的线条和造型特色。在之后的进洞实地临摹中，他们多采用“半复原”的临摹方式，尽可能地参照壁画中未剥落的部分来补全漫漶之处，遇到实在无法复原的，就实事求是地保留斑驳的痕迹。此临摹方式既有助于揣摩壁画的用线和用色规律，也可帮助画家们了解壁画的制作过程。方增先曾在《早年学画记事》中回忆起那段经历：“去千佛洞考察，受到了一次传统绘画教育的洗礼，坚定了我们这一批青年人学习中国画、发展中国画的信心和决心。”宋忠元亦表示：“数月的学习，对历代壁画风格、技法演变、制作过程有所了解。敦煌之行对我来说算是‘剃度入门’，要一辈子从事中国画了。”

　　为了探索和实践中国画线描技法对少数民族服饰的表现，离开敦煌返校途中，一行人又兴致勃勃地前往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进行了一个月的速写写生。周昌谷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新奇得不得了，画兴大发，每天背着画夹，激动得很，这个地方太美了，太吸引人了，每天都画了许多素材回来。”可以想象，这批刚接受完传统艺术熏陶的年轻画家们，一接触到火热的现实生活，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也正是在这期间，周昌谷创作了《两个羊羔》。画面中，天真可爱的藏族少女神情专注地凝视着两只初生的羊羔，充满对生命的爱怜。画作以水墨为主，通过简洁的线条塑造出灵动的人物形象和清爽的画面氛围。可以说，这幅作品的诞生，是画家在传统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双重滋养下生发的结果。返校后，师生们的部分摹本被选编入《敦煌壁画临本选集》，周昌谷临摹的莫高窟第217窟壁画局部还被选为1957年《美术研究》创刊号封面。

　　 1957年，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组织师生赴山西永乐宫考察。几年后再一次投入传统壁画的临摹工作中，让画家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艺术在表现时代生活、描绘人民大众方面大有可为。他们不仅从传统壁画艺术中找到了中国人物画的源流，发现了其中所蕴含的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还将壁画的结构美、造型美、技法美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如李震坚的《拉卜楞青年》在处理人物的背部肌肉时熟练运用了中国传统壁画中的平涂法，并在衣纹处以晕染的方式强调结构转折；而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则在以墨线勾勒人物轮廓时借鉴了莫高窟北魏时期壁画中的粗犷线条。

　　正如周昌谷在《“妙悟”与“独造”》一文中所说：“艺术的表现手法除直接来自生活‘妙悟’以外，经常在传统文化和别的姊妹艺术中吸收营养，有所‘妙悟’，有所‘独造’。”以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壁画，对现代中国画发展的推动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传统壁画艺术的启迪下，一批画家持续探索符合中国画造型特点的基础训练方式，将中国画和壁画、油画的技法进行融合，进而发展成为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影响深远的浙派人物画。而作为浙派人物画探索的重要环节，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宋忠元等画家对传统壁画艺术的临摹、吸收、融合、创新的过程，不仅是对其自身创作的促进，同时也大力推动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作者：张书彬，系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