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楠:这届上海书展上有很多苏轼主题的活动,某种意义上,是这位近千年前的古人让我们相聚在这里,他显然成为连接我们当代中国人的一个纽带。这届上海书展上有很多苏轼主题的活动,某种意义上,是这位近千年前的古人让我们相聚在这里,他显然成为连接我们当代中国人的一个纽带。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至少有两方面的文化基因。
第一方面,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中,苏轼无疑是一个“箭垛式人物”。许许多多的故事被堆到他身上,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即便是以碎片化的形态,东坡故事仍然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这当然与苏轼的天才创造力和曲折经历有关,更与他有趣且宽厚的人格分不开关系。事迹的传颂、媒介的繁殖,显然已超出苏轼平生所创造的那些动人文字。这是我关注到苏轼图像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苏轼这个形象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和世界性的。我们总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该如何去面对生命当中不由自主的一切?苏轼的经历,特别是他被贬到黄州后的经历,反复在回应着这个永恒的困惑。在他的朝服和无形的冠冕被命运撕得粉碎之后,苏轼所采取的人生态度,总能安慰到今天的、总要面对变化的我们。
基于这两个原因,对苏轼的纪念逐渐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这一纪念传统中的苏轼,不仅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更是伦理性的和神圣性的存在。这些多面向的存在构成的丰满形象,也蕴含发自人心、并为人人所理解的共同情感。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是,写作《同绘赤壁:与苏轼有关的图像记忆》的必要性。
对苏轼的研究已有丰硕成果,但是还没有一本著作是专门研究苏轼相关图像的。事实上,这些存世的图像,不但是理解苏轼的重要入口,而且是艺术史、思想史中的重要史料。北宋以来,苏轼逐渐成为典范性的文人意象,并且几乎同期进入视觉表现的领域,特别影响到文人艺术的话语与表达,但关于图像的谱系尚缺乏系统认识。正如历史学家傅斯年说的,“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当下需对苏轼相关的史料作进一步的挖掘,这是我写这本小书的初衷。
第三个话题是赤壁图的独特性。今天关注苏轼的读者,或多或少地接触过赤壁图。因为在描绘苏轼的艺术史中,最醒目的画题就是赤壁图。有近一百幅声称创作于北宋至明代间的画作存世至今,它们均与苏轼贬谪黄州后对赤壁的游览与书写有关,形成了“一时谪向黄州去,四海传为赤壁图”的独特艺术景观。这些画的作者中有很多著名的画家,如乔仲常、马和之、李嵩、武元直、沈周、文徵明等等,还有多元的群体参与到该主题的定制及鉴藏的过程中,包括苏轼的友人、皇帝与宗亲、画院官员、文人画家、民间工匠等等。
荷兰艺术史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认为,历史观念唯藉视觉图像才得以形成,也就是说,历史的进程可能浓缩于某种视觉结构中。而在我们看来,有着时间长度的艺术主题创作最有可能包含了这种结构。东坡赤壁主题就是一个绝佳的观察历史的样本。
总之,赤壁图具有令人瞩目的延续性和丰富性。在人文历史淘洗的进程中,苏轼的文化形象逐渐与赤壁的地理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过程,离不开作为后来者的画家群体的反复图绘。也正是苏轼、赤壁与后来者参与的历史记忆这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东坡赤壁”视觉文化包含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世界。这本小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下三个:为什么要描绘“东坡赤壁”?如何描绘“东坡赤壁”?是什么样的历史记忆赋予这些图像如其所是的外观?最后,我们要说,历代画家通过赤壁图对苏轼的描绘,并不全是再现一种重复的形象,而是一种表现文人、理解文人、成为文人的意识。这本书是这样一本书,它以从北宋开始的百幅赤壁图为线索,来阐明同绘赤壁这一艺术行为背后的人文意识。所以它是关于苏轼,又不限于苏轼的一段历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不一样的视野。
朱志荣:赤壁之战作为三国时期一战定乾坤、确立三足鼎立的一场重要战役,在三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苏轼被贬谪黄州后游览赤壁,借古抒怀,强化了历史名胜遗迹的文化价值,并由历代诸多赤壁题材的画而形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苏轼也知道黄州赤壁未必是历史上的古战场赤壁,他用了“人道是”,意思是“有人这样说”,正表明了苏轼本人也知道不能确定这是“赤壁之战”的赤壁。他姑且认定这就是三国古战场赤壁,目的在于借题发挥,借古寄托自己的情怀,抒发自己的胸臆,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慨。虽然被贬了,仍然有雄韬大略的胸怀。他通过自己的过人文学才华写出词赋,引发了后来的画家、欣赏者和书法家直接、间接的共鸣,强化了苏轼词赋的传播。赤壁是一个历史遗存,苏轼也成了遗存,成了被纪念的对象。
借用巫鸿教授的话说,苏轼被称为“赤壁三绝”的一词两赋具有纪念碑的价值和特点,他的三篇词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和前后《赤壁赋》)这样不朽的作品,在近一千年前光辉灿烂,引发了一连串的赤壁主题的绘画创作,在宋元时期成为热门题材,也是后代绘画的重要题材。传世的各种赤壁图就有98种之多。这些画源自苏轼的词赋,在不同时代的演绎,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又反映了艺术风貌的变迁,使苏轼所创构的文化意象得以延续和传承,也反映了历朝历代词赋及其延展的绘画之间图文关系及其变迁的历程。通过历代书画,赤壁怀古因为它的现实意义和苏轼个人境遇方面的原因,获得更广泛、更久远的共鸣。这种语图相辅相成的特征,使得苏轼的“赤壁怀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中包含着词赋中的情怀和哲思,以及画家在作品中所传达的未尽之意。
王一楠老师《同绘赤壁:与苏轼有关的图像记忆》视角独特,从艺术社会学和艺术史等角度,写出专书讨论由苏轼词赋所延伸出来的图像记忆,是非常有意义的。其中讨论了作为叙事画的《后赤壁图》及年代争议问题,讨论了画卷中的细节及其意味等。书中对语图互文进行了阐释,分析了李公麟、王诜、乔仲常、文徵明的叙事方法。其中对苏轼与李公麟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剖析,并且重点分析了文徵明的赤壁书画。文徵明赤壁书画现存25种,其中书法15种,赤壁图10种,早年以文徵明的书法为主,而文徵明的书法后来也有人补图的。书中还讨论了文徵明赤壁图的源流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书中对前后赤壁赋图的仿作及其源流也有许多考辨,例如有的图是淡墨白描,有的是青绿设色,书中也作了辨析,并且涉及吴门,包括文徵明亲友、学生的补图、题字等方面的内容。
文徵明 仿赵伯骕后赤壁赋图(局部)
语图关系也不是没有人关注过,明清的绣像小说的出版,就是语图相辅相成的做法,也是适应了读者的心理。前此相关的研究,并没有上升到自觉的高度,还不够系统地分析和总结语图关系这一文化现象。王一楠老师在书中分析了“东坡赤壁”诗意画中的山水本体叙事,赤壁诗意画的院体传统与瞬间。对图像进行了系统讨论,包括艺术与环境的关系等,引发了个体对宇宙人生的思考。那种超越个体的生命关怀,同样形成了一种传统。包括绘画的鉴赏与鉴定,包括对历代赤壁赋图的版本和叙事图式的源流书中都作了考证。例如仇英对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的缂丝临摹本,对其中的构图和人物都作了很细致的分析,对其中的笔法、钤印都作了探讨。另外,书中还借鉴了一些西方的艺术理论来分析《后赤壁赋图》。凡此,都是值得肯定的,值得读者阅读和思考的。
乔仲常 后赤壁赋图(局部)
李贵:说到同绘赤壁,我首先想到,他们画的苏轼形象,跟真实的苏轼的长相像不像呢?其实,这个问题不重要。因为苏轼自己就说过:“文以达我心,画以适吾意。”他是主张绘画要传神尽意的。既然这样,那么,历代的东坡游赤壁的画作更重要的是要画出苏轼的神韵,以及画家本人的意趣。因此,一楠博士的这本书,不仅是研究艺术史的,而且是研究心灵史的,它呈现出从北宋末期到明朝这个超长时段,苏轼作品的流传、接受情况,人们通过同绘东坡赤壁所传达出来的思想情感、文化趣味和时代氛围,并且总结出与苏轼有关的图像记忆。这是我们的文化记忆,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王一楠老师的这本书,出版得恰逢其时。
图像有时也能帮助我们理解苏轼的作品。我举个例子。苏轼的名篇词作《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句话家喻户晓。什么意思呢?蓑本来是蓑衣,就是用草、棕榈等植物制成的遮雨的衣服,但是在这里用作特殊的量词。苏轼在这里没有穿蓑衣。怎么知道的?因为词的小序里明确说了:“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写得非常清楚,“雨具先去”了,哪来的蓑衣?苏轼没有穿蓑衣,是拄着竹杖,穿着草鞋,淋着雨水在路上行走的。“一蓑雨”表示一件蓑衣足以遮挡的雨量,即不太大的雨,“蓑”在这里临时作量词用。由于蓑衣、蓑笠是隐士式渔翁的标志,因此“一蓑雨”往往被用来表现悠闲、超旷的襟抱,苏轼的“一蓑烟雨”也是这样的用法。“一场雨”只是客观的说明,“一蓑雨”则给雨赋予了主观色彩,在表现逍遥洒脱的感情时常常被使用。
我的老师王水照先生很多年前就写文章谈过这个问题,但是很多人还是理解为“披着一件蓑衣在烟雨中行走”。其实我们看历代的苏轼画像,好像没有苏轼穿蓑衣的吧?最有名的是苏轼笠屐图,历代反复都在画,苏轼戴着斗笠穿着木屐,但是没穿蓑衣,对吧?可见古人早已注意到,“蓑”在这里只是临时作量词用,苏轼当时身上没有穿蓑衣。
我希望,我们做文学史的也来阅读一楠老师的这本新书,寻找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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