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苦难而生的母亲

　　母亲平凡而伟大，她不仅赋予我们可贵的生命，而且呵护我们健康成长。在2023年“母亲节”到来之际，基层民警因工作原因不能守护母亲身旁，正忙碌奔波于保卫辖区平安第一线。本期组织“母亲节”专刊，表达了民警的心声和对警察母亲的敬意。

　　为苦难而生的母亲

　　(一)

　　“母”，一晃整整50年没有喊了，也就是说我的母亲也离开我整整50年了。那是1973年端午节后几天的凌晨5时许，10岁的我还在睡梦中，被父亲“快起来!快起来!你‘母’走了!你‘母’走了!……”的喊叫声叫醒，我和五哥赶快起床，见父亲扶着母亲在门板上躺下，四姐正在烧落气钱，父亲朝我俩喊了一声：“跪下!”我和五哥跪在母亲面前，哭着喊着“母!母!母!”可母亲再也听不见儿女们的呼叫声了，眼睛仍睁开的，也许有许多的不舍，她放心不下她未成年的儿女。父亲用手从母亲额头往下抚摸，把母亲的双眼闭上，脸上盖上了一张薄薄的草纸，父亲望着哭泣的儿女，仍不住嚎啕大哭，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性格刚毅父亲的哭泣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是啊!现在我才体会到了父亲的无奈，母亲自17岁嫁到鄢家后，没有享过几天“福”，一直都是起早贪黑劳累着，患病后又没有钱治疗，整整拖了八年，走完了她41岁的人生，可以说是苦难的一生。

　　母亲出生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家庭。据大姐讲，母亲解放前出生在合江县九支镇附近的农村，外公是木匠，姓陈，具体叫什么名字谁也记不清了，人们都叫他陈木匠。外婆姓刘，属农村妇女，旧社会妇女地位低下，连名字都没有取，嫁到陈家叫陈刘氏。在我母亲不到2岁时，外公外出做木工夜晚返家时，路过一片有竹林里的坟地，迷路围绕竹林转了一个晚上，都没有走出这片阴森恐怖的竹林。直到鸡叫了、天亮了，外公猛然醒悟，才走出了那片曾经多次走过、熟悉的竹林，返回家中便失魂落魄一病不起。外婆听旁人说：“陈木匠昨晚闯上‘倒路鬼’了!”就请来“药妈儿”(巫婆)驱邪，还是没有把外公的病治好，外公没过几天就仙逝了。现在想起来，外公可能是晚上迷了路，淋雨受了风寒，加之黑夜受到了惊吓，治疗不及时才去世的。外公的去世，留下外婆带着两个幼女，日子过得之艰难可想而知。在好心人的牵线下，外婆改嫁到合江县车辋天台山上的王家。家境贫穷的王家提出了一个条件，只准外婆带着一个幼女改嫁。因为母亲还小，外婆就留下了大女儿(母亲的姐姐，我的大孃)由陈家亲戚照顾，带着两岁的母亲改嫁去了王家。外婆改姓王刘氏，母亲也随继父改姓王，取名叫王国华。大孃没有跟随外婆改嫁，名叫陈友华。

　　(二)

　　母亲成长的生活环境十分险恶，可说是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险象环生。解放前的合江县车辋镇天台山森林茂密，到处都是粗壮参天的诡异植物，色泽妖娆的无名昆虫，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不同寻常，显得阴森可怖，神秘莫测。

　　从我记事起，从母亲只言片语中得知，天台山夏季天气凉爽，没有山下热，山上山花野果多，只要人勤快，就饿不了肚子，只是蚊虫毒蛇猛兽比较多，只要自己小心点就行。因此，母亲常说：“穷人家肯过夏天，穷人富人夏天衣服都穿得少，天热大家都一样，不会只照顾富人，不照顾穷人。”一到冬天就不好过了，解放前天台山天气特别寒冷，母亲家里穷，只能穿一件单衣过冬，常常在刺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无法入睡。好在天台山上拾柴火比较容易，在屋内烤火还可以，可一到外面地里摘菜干活，就要忍受天寒地冻恶劣气候的同时，还要预防“大头猫”(老虎)的威协。那时天台山生态环境比较好，“大头猫”比较多，冬天经常出来晒太阳，母亲外出到水田里洗菜时，七八只“大头猫”就在不远的灌木林外坝坝里玩耍晒太阳，离她只隔几块田，大约三四百米远，看得清清楚楚。“大头猫”只要你不惹它，一般情况不主动伤人，母亲来到田坎上，一边小心翼翼观察着不远处的“大头猫”，一边用手刨开水面上的薄冰，冰冷的水钻心透骨，冻得母亲龇牙咧嘴，此时最主要威胁不是“大头猫”，而是剌骨的寒冷。母亲的双手双脚和双耳每到冬天都要长冻疮，最难受的是冻疮化浓白顶后，常被喂养的鸡当成米粒啄破，流出化了浓的血水十分疼痛。

　　天台山一到冬天就被大雪笼罩，下山买盐巴等日用品更加困难，出门必须带上一根木棍一把砍刀，不然就寸步难行。木棍主要用来敲打树上竹子上悬挂的冰柱，可以说是每走一步，就要敲断几根冰柱，就这样一边不停地敲打冰柱，一边吃力前行，遇到被冰雪压断的竹子树枝时，就要用砍刀砍断才能免强通行。冬天从天台山走到山下车辋场，往往要走五六个小时，其吃的苦难是我们现在人无法想象和理解的。

　　外婆一生也很艰难，改嫁到王家近两年，给王家新增了一个弟弟。婴儿呱呱坠地啼哭声，给王家和外婆带来数不尽的快乐和希望，可母亲的继父从天台山下山赶场途中，碰到了国民党抓壮丁，被强行押着上了战场。外婆听说后只能独自一人苦苦支撑着贫困的家，艰难抚养幼儿幼女，盼望着丈夫的归来。可盼星星盼月亮，始终没有等到丈夫回来，幼儿长到五六岁时，一场大病剥夺了他的性命。幼儿夭折，听说丈夫又战死沙场，多重打击使得外婆万念俱灰，意欲轻生。可看到母亲还没有成人，外婆只得鼓起勇气振奋精神，把借养在亲戚家的大女儿也接到了天台山，三娘母一起生活。随着母亲和大孃渐渐长大，帮着外婆种地砍柴干农活，在天台山上割蓝靛草，也就是板蓝根草，它是中国蓝印花布最重要的植物染料。母亲只要一有空，不怕坟虫叮咬，就把割回家的蓝靛草晒干，等外婆走几十里山路，背到先市镇找开染坊的老板许明清卖，以换钱来购买盐巴等日常用品。

　　(三)

　　母亲是1949年春夏之交嫁给父亲的。据姐姐们讲，17岁的母亲坐花轿从天台山抬到先市镇鄢家之前，与我父亲没有见过面，也不知父亲长什么样子，年龄差距有多大，性格合不合全不知道，完全由外婆一手操办的，现在看来是遵循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说之言”完婚的，母亲一点自由都没有。所以说结婚之前，母亲和父亲不认识，就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了。母亲怎么嫁给大她16岁的父亲呢?这不得不说说媒之人是谁呢?就是我父亲解放前参加哥老会拜把子的袍哥之一许明清。外婆到先市卖蓝靛时，认识了开染坊的老板许明清，一来二往就比较熟悉，听说外婆有一个女儿未说婆家，许明清便牵线搭桥，做起了媒人。外婆听说我父亲也是做副食生意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家里只有一个后妈，没有拖累，便作主答应下来，选了一个吉日，就把我母亲嫁了过来，外婆还给我母亲置办了铺盖罩子花床等一套嫁妆。

　　母亲嫁给父亲的四五年间，可说是母亲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那时父亲做生意是一把好手，结婚后父亲收了心，对比自己小16岁的母亲照顾有加，父母共同经营着自己的副食品生意，做得有声有色，赚了不少钱。父母在先市场买了房子和门面，屋后还带有三大块地，种菜完全够一家人吃菜所需有余，还喂养了一二头猪。有人见我父母手里有钱，还劝我父亲置办点田地留给后人，父亲看到国内形势有点不对头，没有买田地。父亲对我们说，这是他一生中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如果买田地，我家就会定为地主成分，就不是现在的小商成分了。解放后地主成分对子女招工、入学、参军都有很大的影响。子女上小学初中在同学们面前都抬不起头，想参加红小兵、红卫兵都不行。毫无夸张地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地主成分对子女的成长进步带来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就连找对象都要降低标准，因为地主成分结婚后，子女在成分一栏还得填地主成分。

　　1956年，全国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我父母也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三大改造”而剥夺了他做生意的权利，出钱出资出力参加了集体所有制的“商管会”，我父母还是干原来的活，早出晚归。父亲每月工资25元，粮差补贴3元，共28元。母亲每月工资10元，粮差补贴3元，共13元，全家人靠每月41元钱生活。随着孩子的增多，可以说全家过得入不敷出。随着1958年下半年农村公共食堂的兴起，先市镇也不例外进入了食堂化。父母被赶到先市公社六大队董明安蹲点，主要负责全大队的副食品供应。那时父亲比较辛苦，几乎每天都要到先市镇把全大队供应的副食品用箩筐装上，走10多里乡村小路挑到大队供应点，每次都有一二百斤重，父亲不知流了多少汗，磨破了多少肩，才能保障全大队的食品供应。母亲负责在供应点销售和分派副食品，照看年幼的儿女。最可气的是在食堂化期间，由于我父母下乡蹲点，先市街上只剩下父亲的继母看屋。先市镇一段段长未征得父母的同意，强行将家里的四五间屋子墙壁打通，与隔壁的几间房屋连通，做成了先市镇一段的大食堂，使我们的房屋遭到了严重破坏。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父母做生意存下了几十个大洋和几十个铜板竟被人偷走，最后不了了之。轰轰烈烈大食堂化结束后，段上也没有把打拦房屋恢复，破烂不堪就丢手不管。父母回到商店继续工作，家里的房屋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父母也没有多余的钱来修善，只好简单整理一下先住下，最后直到我父母去世都没有钱整修房屋。

　　1968年12月，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在全国展开，先从大城市开始，1970年波及到了合江县先市镇。1970年6月，我大姐是初中生，下乡到了合江县车辋公社先操五队当知青。我二哥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本不属于城镇待业的知识青年，被先市镇一段领导无故扩大化，故意把他也定为下乡对象。由于我二哥在综合厂上班，编箩筐竹席等，每月有三十多元收入。这对全家7口人、只有41元收入的家庭来说，二哥的工资有多重要是不言而喻的。父亲不同意二哥下乡，就被镇上送三官堂坐学习班，不准外出，关押了三个月，父亲只好同意二哥下乡，才把我父亲放了出来。1970年9月，二哥下乡到车辋公社先操大队一队，直到1978年国家落实知青全面返城的政策，才被安排到先市区粮站工作。

　　1971年，全国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宁要社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成了社会最流行的革命口号。先市镇一段没有什么资本主义企业可割，便描准了我家买房时历史遗留下来的三大块土，强行被段上所谓集体征用，理由是除了房权盖子是私人的外，其余地全属国家所有。如果不同意，又得被关押坐无限期的学习班。父母被逼无奈只得任由段上把我家的地拿去。失去了三块地，吃菜都要拿钱买，猪也喂不起了，加之母亲长期患病需要钱，是父母在世时家里最困难的几年。记得过年时家里都没钱买肉，母亲带着我和五哥、四姐到大孃家去过年。姐姐过年回家，看到家里只挂了一小块腊肉，大约有半斤重。六表爷提了一瓶酒来找父亲，家里实在没有好吃的招待，父亲又舍不得吃过年看家的那块小腊肉，无奈只好从泡菜坛里掏出半碗泡菜与六表爷下酒。真是望梅止渴呀，小腊肉挂在家里也可以解解馋，过年过得真寒酸。

　　(四)

　　母亲与病魔和贫困抗争了整整八年。从我记事起，母亲病悠悠的，听大姐说母亲是1965年患上肺结核的。60年代，肺结核俗称“肺痨”，乃不治之症，在中国横行了几千年。母亲患肺结核原因主要是生孩子过多，从母亲与我父亲结婚第二年，也就是1951年至1963年的12年间，我母亲先后生育了8个孩子，平均不到一年半就生育一个孩子，加之生活条件差，还得起早贪黑劳累，过早透支了她的身体，使母亲33岁就患上肺结核病。此病的关键是治疗和保养，也就是说要吃得好、休息得好。可母亲治病要钱没钱，要吃的没吃的，而且还休息不好。从我记事起，母亲每天凌晨5点天没有亮就起床给我们做饭，也就是凌晨5点就开始一天的辛勤劳作，晚上还要点着煤油灯，给全家孩子的衣服缝缝补补，一直要到深夜十一二点才上床休息。母亲手很巧，针线活很好，我们几姊妹的衣裤、鞋子、绵衣、绵裤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直到母亲去世前，我们几姊妹的衣裤都是母亲熬夜缝制的。特别是做鞋纳鞋底，母亲取下家里的门板，用面粉当浆糊，把平时做衣裤剩下了布角均匀地放在门板上，涂上一层浆糊，粘上一层布，再涂上一层浆糊，再粘上一层布，就这样来回往复，粘上五六层布，晾晒干后取上。用楠竹笋壳做鞋底样，多次依照鞋底样剪下晾晒的浆糊布，大约有二三十层厚，就用锋利的锥子纳鞋底，纳鞋底的针线越密，做出来的布鞋就越结实。母亲纳鞋底时，经常双手都磨破了皮，鲜血直流。鞋底做好后，就做鞋面，在弯曲的地方要仔细和耐心。然后鞋面+鞋底的缝合，也就是“绱鞋”，先用针固定好。防止错位，先把鞋头中心固定好，缝一针，脚后跟同样也要缝一针，然后全部用针固定好，慢慢绱鞋，一双鞋就完成了。

　　母亲长期吃不好、休息不好，还要劳累，又没有钱看病，肺结核是越来越严重，经常是上气不接下气，有时咳嗽得严重，就找先市中医院的喻志国看病，就在医院里煎药，我经常去中医院给母亲煎药，然后端回来给母亲吃。我四五岁在先市中心校上幼儿园时，看到母亲咳得上气不接下气，害怕母亲死了，每次放学要发一颗糖，我都舍不得吃，留下来拿回家给母亲吃。那时没有多少油晕，患肺结核病人又特别想吃油晕，记得母亲叫我到饭店给他买二两面，我拿着母亲给我的二两粮票和一角二分钱，小心翼翼把钱和粮票握到手心里，拿着盅盅一路小跑到十字口朝大码头方向那家饭店，在收钱处交了钱和粮票，领到二两面票，听大人喊了一句“煮二两面”，我便到操作间窗台前，把盅盅递过去，站着等候。不一会儿，面煮好了，我端着盅盅，小心翼翼害怕面汤撒出来，每走一步都小心谨慎，用如履薄冰来形容最好妥当。面汤飘出的油气，钻入我的鼻孔，好香。可说是钻进来我的嘴巴里，钻进我的脑海里，钻进了我的五脏，毫不夸张地说，令我垂涎欲滴，真想喝点面汤，解解馋。可想到母亲还病着，七八岁的我硬是忍着，没有喝上一口面汤。至今想起那二两面汤，仍忍不住馋涎欲滴。可以想象，那时我家里有多困难，患病的母亲没钱治疗，只能拖着病体。病情加重后，为了看病，母亲就撬后楼的楼板卖，每撬一块楼板，也只能卖一二块钱，只能吃上一副药，就这样，我母亲先后把后楼的楼板撬了不少换了药吃，但病却仍不见好转。

　　(五)

      母亲一生拜佛行善积德，烧香拜佛是她心醉神迷的事情。从我懂事记起，每月逢五逢十，母亲都要烧香拜佛，乞求菩萨们的保佑。母亲坚信好人就有好报，从不在街仿邻居间说长道短，从小教导我们要善良，为人处世要心存善意，不能有丝毫的恶意。从小教育我们要勤快，“学懒只要三天，学勤快要三年”成了她的口头惮。从小教育我们人穷不能志短，只要衣服穿得干净，衣服补疤疤再多都没有人看不起你。识字不多，只能写起自己名字的母亲，哪有这么多人生哲理呢?我想，母亲受的教育主要来源她的环境和外婆从小的教育。母亲从小在天台山生活，那里山高林密，沟壑纵横，人烟稀少，飞禽走兽出没无常。对山林的敬畏，每年农历三月十六为山神节，母亲从小都要跟随外婆，带上香烛纸钱和“刀头”(方块猪肉)水酒等祭品，祈求保佑来年不被毒蛇猛兽的侵害。母亲说：“她住在天台山时，一个绰号叫苏二和尚的邻居，就是不敬山神，得到报应的。村民在烧香拜山神时，说他从不信山神，也不拜山神，还是长这么大了，山神也没有把他怎么办?可没过多久，苏二和尚就被‘大头猫’(老虎)咬死了。当亲友乡邻发现后，把苏二和尚装入棺材内埋了。可‘大头猫’仍不放过苏二和尚，又把埋苏二和尚的坟刨开，把尸体从棺材里拖出来，吃得只剩下零乱的骨头。”所以，母亲对山神的敬畏，来源于她的人生经历，可说是痴迷难舍，吃新米首先敬土地菩萨，不然要遭雷打，打灶要敬灶司菩萨，喂猪要警无量寿佛菩萨，什么文殊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的生日，母亲都记得清清楚楚，到时都要点烛烧香拜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了政治正确，“封资修”要遭到批判，烧香拜佛成了“封资修”行为，如被别人发现，是要被抓到批斗游街，坐学习班的。母亲的烧香拜佛转入地下，转入夜深人静时才点烛烧香，仍是逢五逢十必烧香拜佛，直到她去世前都坚持不断。我想，这大概就是母亲一生的精神寄托吧。

　　(六)

　　母亲一生热情好客，家里好吃的总是留着招待客人。只要亲戚朋友来了，母亲都热情招待，他们到我家吃住，母亲从不厌烦，经常教育我们说：“茶饭是待人客的……气力去了会来。”为了招待好客人，母亲总是省下好吃的，自己吃白锅菜粗粮饭。我印象最深的是，看到蜘蛛牵一根丝悬挂在半空中，母亲会笑着对我说：“今天有客要来!”我心里也特别高兴，有亲戚来了，中午要煮肉吃了，能吃上一顿肉是童年最高兴的事。大姐和二哥下乡后，两个生产队的乡邻赶先市场就要到家走动，父母总是热情接待。有时候生产队的乡邻赶先市场时，经常是11点半要吃饭了才来串门，常常整得父母措手不及，父母为了儿女，总是笑脸相迎。说实在的，七十年代，粮食、肉、肥皂、布匹、糖、烟酒日用品都是供应的，就连买火柴都要凭票供应，家里客人来多了，父母每月钱还是只有那么多，粮食就不够吃，家里的困难和父母的辛酸，只有父母才体会得到。那时我不懂事，不懂得父母的艰辛，坐在学校教室里上课，都幻想着家里今天又有客人来，母亲要煮肉吃。为了招待客人，煎油的油渣都要锁在柜子里，防止小孩偷吃。为了一家人不挨饿，父母等每月工资发下来，先把全家供应的粮食买了，防止全家断粮而挨饿。

　　母亲一生善良舍得，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亲戚乡邻。我家的亲戚不多，祖父四弟兄只剩下父亲一人，没有堂姐堂弟之类的亲戚，只有表亲。母亲只有两姐妹，母亲对姐姐家特殊照顾。据哥姐们讲，五十年代初，父母经营着副食品生意，家庭经济条件好，大孃家经济条件差，母亲时常支助大孃家粮食和日用品，布匹都是整匹整匹送给大孃，大的几个表姐，母亲几乎每年都要给她们做新衣服穿。记得我家土地没有被段上没收之前，家里年年都要喂养一头猪来杀了过年，那时国家政策是杀一头，只能吃半边。每年杀猪，父母都要割上一块七八斤肉给我的么公，割上一块七八斤肉给保婆，因为么公和保婆都是孤人，只要家里吃好的，都要请么公、保婆来家里吃饭。邻居家遇到什么困难，母亲总是力所能及帮助，有时自己不吃都要的掏一碗米给快要断顿的邻居救救急。

　　母亲勤劳善良的事还有好多好多，点点滴滴的记忆早已铭刻于心，现只能用自己写的《七绝·见母亲半张残照》，抒发对母亲的思念：

　　慈母仙游五十载，容颜遗失旧门庭。

　　破残半照今宵见，泪洒魂牵慰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