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乡村社会

　　当前，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应用，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伴随新一代数字技术在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度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迫切需求，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一环。

数字化催生乡村社会多重变化

　　数字乡村就是乡村发展的数字化，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互联网、智能化、区块链等手段的集成，对乡村经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进行赋能和重塑的过程。数字乡村也是乡村对数字革命的适应过程，是乡村对数字技术、数字业态的应用和创新的过程。

　　数字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功效，至少可以体现在四个方面的“改变”。

　　一是时空关系的改变。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一旦融入乡村的方方面面，乡村的时空关系就会发生深刻变化，乡村的物理时空性将呈现网络时空性的特点，传统乡村的信息壁垒将被突破，区位偏远的劣势将得到缓解。这种时空关系变化对于城乡关系的疏通和融合，乡村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价值的更好展现与实现，均具有积极意义。

　　二是交互方式的改变。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乡村普及，使得乡村信息运行与传递变得快速便捷。在这种情境下，乡村日常人际交往活动、各类经营主体产品营销与物流、百姓消费品选择与购买等经济社会活动，既可以在线下进行，也可以在线上进行，这大大增强了乡村人际交往方式的选择性和信息的流动性。

　　三是要素组合的改变。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已不单纯是一种符号或度量单位，而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这种要素一旦与其他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匹配，就会改变要素组合结构，形成数字生产率。从这一意义上讲，加快数字乡村发展，就是要通过数字化进程，优化乡村要素组合，实现数字化对其他要素的赋能，以信息流带动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物资流，激活乡村各种要素，提高乡村经济社会运行的质量与效率。

　　四是治理方式的改变。很显然，将数字化融入乡村治理体系，有助于乡村治理从经验式治理转向精准化治理，从少数人参与的治理向多数人参与的治理转变，有助于促进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三治合一”，进而提高乡村治理的效率。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

　　数字乡村，是我国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得到国家高度重视。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今年1月，国家有关部委联合制定了《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

　　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明显进展，显著标志有以下几点。

　　一是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与完善。主要体现在电信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得到普遍应用，并且基本覆盖行政村。同时，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已见成效，形成重点农产品单品种全产业链数据采集、分析、发布和服务为主线的全链条数据应用体系。

　　二是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经济深度融合。覆盖一二三产业的数字乡村产业、电商农业、智慧农业等新业态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三是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明显提升。基本建成“互联网+政务”、“互联网+党建”以及平安乡村、智慧乡村等数字化信息平台与体系，这些平台和体系在疫情防控、基层党建、“三资”管理、村庄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是乡村信息服务与共享更加完善。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取得显著成效，表现在乡村就业、社保、医疗、科教等各类惠农服务网点越来越普及;普惠金融服务站基本实现乡村全覆盖;农产品线上产销对接服务以及网络扶贫、网上法律咨询等服务都取得明显成效。

　　五是乡村传统文化藉由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日渐复苏。包括非遗在内的乡村传统技艺，经数字化处理、网络化传播，得以实现现代传承。以国风(包括乡风)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已不再是土味或落后的象征，而成为传统元素再创新的文化自信现象。

　　杭州市余杭区泰峰村“智慧村务”界面 徐昱 摄

乡村数字化建设需应对四大挑战

　　数字化尽管在改变乡村时空关系、人际交往方式、生产要素组合、乡村治理方式等方面有许多功效，但乡村的数字化进程也面临着一系列需要应对的新挑战和新关系。

　　一是数字赋能与数字适应的关系。我国乡村数字化赋能的终极对象是文化层次低且类型分化明显的农民，他们存在着比较普遍的数字不适应所导致的数字鸿沟问题。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农民对数字化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数字赋能的有效性，把握数字赋能与农民数字适应的平衡点与协同点。

　　二是数字排他与数字共享的关系。数字(数据、信息)这一要素及其转化品，既具有私人属性，又具有公共属性，前者具有排他性，后者则具有共享性。要从技术与制度层面入手，处理数字排他与共享性关系，防止数字的侵权使用和过度垄断。

　　三是数字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中国乡村社会是典型的关系社会。数字尽管可以智能化、快捷化，但往往难以人格化和人情化，在数字乡村的建设中，尤其是数字治理的过程中，如何既发挥数字资本的功效，又发挥社会资本的功能，实现数字化与人格化的相互兼容，极为重要。

　　四是数字带动与数字替代的关系。数字化对乡村生产生活起到一定带动及替代作用，但同时要避免线上带动、替代所导致的公共事务线上业务增加、线下并未减少，或是生产流通领域线下业态萧条、就业压力及其连锁反应的不利影响。

　　通过手机操作，喷杆喷雾机在进行病虫害防治作业

切勿单纯追求乡村数字化水平

　　数字乡村建设要着眼未来乡村发展愿景，而非单纯追求乡村的数字化水平。未来，数字乡村是充分体现乡村资源生态特色，嵌入数字化和集成化等新技术元素的美丽乡村和幸福乡村，是要通过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数字网络等数字化功能的发挥，促成乡村振兴和未来乡村建设中产业发展兴旺、生态环境宜居、文明乡风包容、公共服务高效、乡村治理有效、城乡关系融合、居民生活富足等目标的实现。

　　应对数字乡村建设所面临的新挑战，需要建构和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环境。良好的数字生态环境包括数字化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层面：一是建成布局完善、功能齐全、业态多样、高效运行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数字网络平台和数字营运与管控体系;二是形成数字共享与保护、数字市场与规制、数字赋能与适应、数字带动与替代、数字技术与创新、数字人才与结构、数字文化与认同、数字服务与需求以及数字治理智能化与人格化相互匹配、互为促进、良性循环的数字化格局。

　　基于此，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一是抓紧制定各地数字乡村建设与发展规划，以科学的规划引领数字乡村的建设与发展。二是在规划基础上，继续强化对数字乡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数字信息网点、互联网平台和乡村数字化产业的布局。三是建立和完善数字产权与保护法(或条例)，激活数字生产力，规范数字交易市场，增进数字共享水平。四是加快乡村数字人才培养和数字应用技术的普及，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数字适应能力，加快广大农民融入数字乡村建设和发展的进程。(本文作者黄祖辉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