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丝路寻找饮食文化的“双向奔赴”

　　分别沿西北、南方、海上三条丝绸之路出发，在2013年至2019年的7年间，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实地考察……对于四川旅游学院的杜莉团队来说，这是一场与华夏饮食文明的“双向奔赴”。

　　“双向奔赴”的结晶，是一本52万字的《丝路上的华夏饮食文明对外传播》。该书以先秦至明清为主要时间段，研究三条丝绸之路上的华夏饮食文明对外传播特性和规律等，翻阅的历史文献涉及先秦到唐宋元明清等多个朝代，参考书籍涵盖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

　　去年年末，该书摘得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有经有纬有史有论 有独特的“双向互动之历史叙述”

　　“研究不能仅从中国看外国，也要从外国看中国。”在摘得大奖后，杜莉向记者分享了该书的独特视角，“这本书是从中国文化史看外国文化发展，也是从外国文化史看中国文化成就的‘双向互动之历史叙述’。”

　　仔细翻阅，不难发现该书有经有纬、有史有论。杜莉表示，其团队研究内容涉及先秦至明清时期，涵盖古代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涉及陆路与海洋、东南西北、欧亚美非，囊括与饮食文明相关的各领域，呈现了丝绸之路上华夏饮食文明对外传播的总体状况，形成以“华夏饮食文明向海外传播”为核心、辐射亚欧美非等地的国际性文化传播体系，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丝绸之路、饮食文化研究领域的部分空白。

　　该书也注重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记者留意到，在查阅参考了大量史料的同时，杜莉团队结合了大量实地走访调研，并结合现状提出意见建议。

　　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的一些令人“意外”的史料，杜莉也一并记录在书中。“在我们通常的认知里，古代中国瓷器是通过经商贸易卖到其他国家的。但我们发现，也有人不远万里来中国直接学习，像清朝时期，法国人殷弘绪专门来景德镇学习瓷器制作技术，还通过书信首次系统而完整地把瓷器生产工艺传到西方。”

　　也有一些带有刻板成见的错误史料。“明清时期，部分国外传教士不太了解中国饮食文化，在他们的书里，描述我们吃得很奇怪，比如，动物的血和内脏。甚至茶叶刚开始进入欧洲国家时也被许多人质疑、抵制。但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充满魅力，随着清末大量华人漂洋过海谋生、定居，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渐渐在当地生根发芽。”

　　书的末尾，杜莉团队对当代“一带一路”华夏饮食文明对外传播提出了系列建言，如创新华夏饮食文明传播模式、构建“‘一带一路’饮食文化共同体”、构建“一带一路”饮食文化旅游资源数据库、推动“一带一路”沿线中餐发展与繁荣等。“目前，专业人才短缺和竞争激烈是海外中餐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此外还有特色食物原料安全标准不一、餐饮专业人才劳务输出不畅等挑战。我们建议，构建海外中餐技术和人才培养机制，在华夏饮食文明较深入、中餐业发展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实施中餐馆的等级评定等。”

　　立足三条丝路 总结华夏饮食文明对外传播特性规律

　　杜莉介绍，该书选取三条丝绸之路的华夏饮食文明对外传播为研究对象，以先秦至明清为主要时间段，总结了华夏饮食文明对外传播的特性和规律、归纳丝路上华夏饮食文明对外传播的多重价值，还对加强华夏饮食文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和传播、推动沿线共同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出建议。

　　在杜莉团队看来，三条丝绸之路的研究可分为先秦至汉魏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不同丝路在每个时期华夏饮食文明传播的兴衰程度也存在差异，比如西北丝绸之路就经历形成发展期(先秦至汉魏南北朝)、鼎盛期(隋唐)、由渐衰至短暂复兴期(宋元)、日渐衰落期(明清)四个阶段;海上丝绸之路经历形成期(先秦至汉魏南北朝)、发展期(隋唐)、兴盛期(宋元)、由盛转衰期(明清)四个阶段;南方丝绸之路则经历了形成期(先秦至汉魏南北朝)、发展期(隋唐)、巩固期(宋元)、由盛转衰期(明清)四个阶段。

　　该书也披露了华夏饮食文明对外传播影响存在的不平衡性。“华夏饮食文明对外传播的强度和影响首先与距离有关，影响最大、最为深远的是东亚、东南亚地区，对亚洲其他地区及欧洲、美洲、非洲等地的影响较小;其次，也与区域之间文化差异程度有关，东亚文化圈内文化差异较小，文明传播就相对延续和深入。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美洲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较大，文明传播的影响程度就相对较弱。”杜莉说。

　　杜莉团队还发现，在华夏饮食文明对外传播中，食材、饮食器具及其相关技术等物质文化、技术文化占据主要地位，传播速度较快、传播区域较广、传承起前锋作用，更容易传播和被接受;而饮食礼仪习俗等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占据次要地位，其传播速度较慢，传播区域及影响程度相对受限。(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