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歌剧艺术回眸：民族艺术的光辉一页

　　延安时期的歌剧《兄妹开荒》。资料图片

　　一

　　抗战时期，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深入生活，向人民群众学习、向民间的艺术形式学习，掀起了盛极一时的新秧歌运动，产生出一大批优秀的秧歌剧，如《兄妹开荒》《动员起来》《一朵红花》《牛永贵负伤》《钟万才起家》等。

　　秧歌剧的形式短小，结构严谨，音乐动听、淳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它及时反映了人民丰富多彩的斗争生活，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被群众誉为“斗争秧歌”。

　　秧歌运动后期(1944年春)，在秧歌剧基础上，又陆续出现《马渠游击小组》(即《无敌民兵》)、《周子山》《模范城壕村》《刘红英》等一批大中型作品。它们的出现，可以说是秧歌剧向新歌剧的过渡。这些作品不仅篇幅较大、场次较多，故事情节也较完整，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对生活内涵的挖掘，揭示了重大主题，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表现了气势磅礴的革命斗争生活。在音乐上，也突破了秧歌剧较单纯的结构形式，开始注意塑造剧中不同人物的音乐形象，注意向民族、民间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和西洋歌剧音乐的创作经验学习，因而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加强了音乐的戏剧性，使音乐更具有歌剧音乐的特征。这一时期，在部队出现了《保卫边区》《刘顺清》《徐海水锄奸》等优秀剧作，形式上已采用歌舞剧的综合形式。

　　1944年冬至1945年春，大型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问世。这部歌剧，从内容到形式都较以往歌剧更加成熟，在运用群众语言、抒发人物情感，以及推动戏剧冲突和描绘群众斗争等方面，都作了新的探索和突破。《白毛女》是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标志着中国歌剧艺术已臻于成熟，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生产、战斗的需要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时期的歌剧作品，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如反映正确执行俘虏政策的《解放战士》(裴然等编剧，高田、刘烽作曲)，反映破除迷信的《红鞋女妖精》(苏一平、周戈编剧，金紫光作曲)，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高潮的《爷台山》(张寒晖编剧)，反映大生产运动的《模范城壕村》(柯仲平编剧，岳松、彦军、关键作曲)，描写红军家属与恶霸地主斗争的《刘红英》(周戈编剧、金紫光作曲)，反映封建压迫和土改斗争生活的《蓝花花》(孔厥、袁静编剧，梁寒光、金紫光作曲)等。这些作品都各有特色，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

　　二

　　中国歌剧的历史是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产生和发展于人民的斗争之中，并深深植根于人民的心底。

　　如《亡国恨》这出小型歌剧，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广为演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人民剧社曾到根据地和东北军驻防的交界处演出这出戏，东北军官兵反应更强烈。当演到丈夫被日本人拉去当劳工、妻子被蹂躏致死，孩子流落他乡、唱着悲伤的莲花落沿门乞讨时，台下的东北军官兵有的低头落泪，有的痛哭失声，高喊着“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强盗!”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无论是在战斗前线还是在土改斗争的农村，《白毛女》和《刘胡兰》在演出时都获得很好的艺术效果。在农村，一看完戏，就有许多青年报名参军;在部队，许多战士把“为喜儿报仇”“为刘胡兰报仇”的誓言刻在枪托上。新歌剧已成为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夺取抗战胜利、推翻蒋家王朝、巩固新生政权的历史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歌剧发展史上的光辉一页，更是中国歌剧艺术永远应当继承的革命传统。

　　三

　　为什么延安时期的歌剧艺术能如此蓬勃地发展起来，并取得如此可喜的成就?

　　首先，端正了文艺创作方向。经过1942年文艺整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从思想上真正懂得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主体工农兵服务的极端重要性;懂得了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因此下定决心深入生活，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学习。

　　其次，明确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找到了为人民服务的正确途径。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文艺提高问题被提了出来。但是，怎样提高，从哪儿提高，提到哪儿去?认识却很不统一。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一度曾出现过“关门提高”的倾向。与此同时，也有片面强调普及而忽视提高的现象。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月30日，毛主席又亲自来到桥儿沟，在鲁艺院内的篮球场上对全体师生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他以生动具体的事例阐明了创作与生活、普及与提高之间的关系和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努力改造世界观等重大问题，并特别提醒鲁艺同志们只在自己这个“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群众的斗争生活，广大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立足点逐渐转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这次讲话，进一步推动了文艺界的整风学习。经过整风，延安文艺工作者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文艺创作也随之打开了新的局面。广大创作者有了深入生活、眼睛向下，敢为群众小学生的精神和行动，才找到了歌剧创作的新题材、新人物和新表现形式。从小调剧、秧歌剧到一系列大型歌剧的出现，正是在普及基础上不断提高的丰硕成果。

　　第三，正确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文艺工作者要立足于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时代，批判地继承、大胆地创新，创造出中华民族的艺术天地。当时在延安的歌剧工作者，经过文艺整风，基本摆正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后来的创作活动中博采百家，取众所长，创造出一个个较以往更臻于完善的新型歌剧艺术形式。

　　第四，不断磨砺技巧，扩大视野，丰富表现手段。当时的作者处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创作条件极差，资料也有限，许多作品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对艺术技巧的追求，而是千方百计地学习新知识，总结新经验，今天学到的东西，明天就可能出现在新的作品里。不管哪种技巧、哪种手段，只要用得好、用得适当，就会得到承认和赞许。大家不约而同地力求表现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力求使自己的作品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力求创造出展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和中国歌剧不可动摇的方针。延安时期的歌剧工作者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