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北宋苏轼《晁错论》的观点

　　摘要：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苏轼的《晁错论》是一篇人物评论文章，论述对象为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这篇文章总结了削藩失败为晁错被杀的重要原因，苏轼认为晁错维护中央集权的思想，激进的改革措施存在风险隐患，首先七国叛乱给汉景帝造成的压力和受到政敌中伤的原因，同时提出了另一个观点，晁错自己也缺乏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精神，安于自保而难以面对并控制危机，有自己本人的原因导致，其相关论述我们作如下探讨。

　　关键词：北宋 苏轼 田锡 晁错 政治家

　　引言：依据《宋史·苏轼传》(1)原文记载：“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苏轼论述晁错，后代皆有所评。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先生全集录》卷二：“错虽数言兵，然未实试之行阵也。吴、楚反，关东尽为敌国。景帝往来两宫间，天下寒心。此论云：‘晁错自将，未必无功’，愚以为书生事后之见，非万全策。万全之策惟在任人。当是时，朝廷上有一持重善兵之周亚夫不能荐，难乎其智囊矣。眉批：虚冒全篇，了无遗漏。是一格。如‘坐观其变’云云，此处既详，文中更不道及。” 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卷十：“此篇先立冒头，然后入事，又是一格。晁错之死，人多叹息，然未有说出被杀之由者。东坡之论，发前人所未发，有写错罪状处，有代错画策处，有为错致惜处，英雄失足，千古兴嗟。任大事者，尚其思坚忍不拔之义哉。”历代皆有关于汉代政治家晁错的论述，晁错之死涉及为国家之“大义”与个人之“小义”，其死后的千余年不断也有争论，在苏轼诞辰的九十七年前，眉山早已诞生了另外一位政治家、文学家田锡，后苏轼为田锡作《田圣表奏议叙》称田锡为“古之遗直也!”，苏轼与田锡同为进士榜眼入仕，北宋初期田锡《咸平集》卷十一的《晁错论》(2)，重要论述观点为晁错谋大而智不足等观点，田锡对北宋政治、文学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苏轼认为天下的最大祸患、最危险的是自认为天下太平，不预测其祸患的发生;天下仁德之君，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主张以儒家的“有为”思想

　　1.1苏轼《晁错论》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1.2苏轼开篇提：“论天下的祸患，最不能挽回的也不好办的，莫过于表面上社会安定认为没有祸乱，而实际上却存在着不安定因素，反而没有引起重视。最危险的就是以消极地看着祸乱发生，却不知道其原因更不去想方设法对付，这样恐怕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想奋发起来坚决地制止它，又担心天下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安定的表象却不相信我。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杰人物，才能够挺身而出为国家安定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追求并成就伟大的功业。这本来就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更不是企图追求名利的人所能做到的。”

　　1.3苏轼首句提出其中心思想，天下之事最应该引起重视的是身处安定，而不思危险的存在，对于治理天下过于自信，从而认为应该居安思危，也是北宋时代政治家们的共识。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儒学治国的思想。苏轼在为政时，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体验民众的疾苦，苏轼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弊，提出巩固中央集权，改革官制，解除边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苏轼在幂州领导军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开设瘸坊，抗策减税，被贬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富。皋率众靶桥以济病涉者。”在苏辙《墓志铭》有记载。苏轼“以儒为主，融合释道”思想，使得他在对面仕途坎坷，而命运多舛，但是仍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2苏轼论述晁错虽然有治理天下的想法，但是没有平定天下的才能，晁错虽然以忠于国而受到祸患，但是本人也有其原因

　　2.1苏轼论述：“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2.2苏轼文章论述：“治理国家安定而平静，无缘无故地触发巨大的祸患的导火线;我触发了它，我又能制止它，然后才能有力地说服天下人。祸乱发生却想躲躲闪闪地避开它，让别人去承担平定它的责任，那么天下人的责难，必定要集中到自己的身上。从前晁错殚精竭虑效忠汉室，建议景帝削弱山东诸侯各国的实力。于是山东诸侯各国共同起兵，借着杀晁错的名义。可是景帝没有洞察到他们的用心，就把晁错杀了来说服他们退兵。天下人都为晁错因尽忠而遭杀身之祸而痛心，却不明白其中部分原因却是晁错自己造成的。”

　　2.3苏轼具有老庄学说，也有文学的批判精神。据《宋史》苏轼列传记载：“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苏轼读庄子感叹：我从前有的见解，嘴里不能说出，现在看到这本书，说到我心里了，可见苏轼思想也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老庄思想提倡顺应天道，合乎民心，提倡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以民为本无为而治，造福百姓是苏轼的政治理想，也体现儒家积极有为的，主张仁德治世思想。

　　3苏轼认为自古以来凡是成就大事的人，不但需要出类拔萃的才能，更需要坚毅不拔的意志;不可居安而推危，为个人小义而逃避

　　3.1苏轼论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3.2苏轼文章论述：“自古以来凡是做大事业的人，不仅有出类拔萃的才能，也一定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古时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河道，而使洪水东流入海。当他的整个工程尚未最后完成时，可能也时有决堤、漫堤等可怕的祸患发生，只是他事先就预料到会这样，祸患发生时就不惊慌失措而能从容地治理它，所以能够最终取得成功。七国那样强大，却突然想削弱它，他们起来叛乱难道值得奇怪吗?晁错不在这个时候豁出自己的性命，为天下人承受抵挡大难从而控制吴、楚等国的命运，却居然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想让景帝御驾亲征平定叛乱而自己留守京城。再说那挑起七国之乱的是谁呢?自己想赢得那个美名，又怎么能躲避这场患难呢?拿亲自带兵平定叛乱的极其危险，与留守京城的极其安全相比，自己是个引发祸乱的主谋，选择最安全的事情去做，却把最危险的事情留给皇帝去做，这就是让忠臣义士们愤怒不平的原因。”

　　3.3苏轼论述认为凡是成就非凡大事的人，必有非凡之才能，也必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所谓德才兼备，更要考虑周全，大禹治水疏通河道，不惧怕面临的困难而敢于面对，才能成就伟业奇功。晁错削藩应该想到七国的强大，更要把生命置之度外去面对强敌，但是因为保全自己性命，不能失小利而顾全大局，值天子于危险之中而身先士卒予以面对，是让群臣感到愤怒的原因，也为他成为众矢之的因素，苏轼认为晁错非尽其职，未尽其才，更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宋史》苏轼列传记载：“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苏轼获得两代君主的赞誉，其才学可见非同一般。又记载：“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苏轼有将相之才，因为时运不能通，虽然未及其位，但是难以掩盖是治世之大才。

　　4苏轼认为晁错继承贾谊削藩之策，维护中央集权为国直谏，但是因为安于自保又缺乏临危不惧，被奸佞掌握把柄而招致祸患

　　4.1苏轼论述：“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4.2苏轼文章论述：“在这个时候，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不可能免于杀身之祸。为什么呢?自己想要留守京城，却叫皇帝御驾亲征，按情理来说，皇帝本来已经觉得这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但又不好反对他的建议，这样正好给袁盎以进谗言的机会，使他的目的能够得逞。假若吴、楚等七国叛乱时，晁错豁出性命承担这一危险的平叛重担，夜以继日像淬火磨刀似的训练军队，向东边严阵以待，让自己的君主不至于受到烦忧，那么皇帝就会充分依靠他而不觉得七国叛乱有什么可怕。纵使有一百个袁盎，能有机可乘离间他们君臣吗?唉!世上的君子如果想要建立伟大的功业，那就不要考虑保全性命的计策。假如晁错自己亲自带兵去讨伐吴、楚等七国，不一定就不会成功。只因他一心想保全自身，而惹得皇帝不高兴，奸臣正好趁此钻了空子。晁错企图保全自己的性命，正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啊!”

　　4.3苏轼论述晁错虽然为国家之大利尽忠，但是由于自己为保全自己的小利，而招致杀生之祸，有其自己主观上的原因。苏轼这个论述有自己独特见解，令人为之一新，对于总结总结的经验与过错值得借鉴;相比田锡认为晁错因为不识时局，急于政治改革，同时谋划不足的论述确实不同。一个重视对事件本身的全面论述，引经据典加以阐述;另外一个重视对个人因素与环境的影响到独特见解。而两位政治家其本身的论述来说，难分伯仲，各有千秋，值得后世借鉴与学习。晁错之死确实包含冤情，晁错以削藩加强中央集权，防止诸侯各国割据威胁皇权是为大局，但是由于七国群攻之并“杀晁错，清君侧”，使得晁错对突发事件没有预计而无法控制，汉景帝杀晁错以安天下并没有起到效果，杀晁错并不能真正平定“七国之乱”。真正可以平定的是敢于执行决策，善于用将帅之才，又善于有审时度势。其实晁错之死，孰知其罪，虽然有自己的个人原因，但是晁错罪不当诛;又有袁盎借刀杀人以报政见不合之仇，晁错陷入政敌之害;同时也因为汉景帝优柔寡断，谋局不全，缺乏治乱的决心，又惧怕七国叛乱的祸患，误判形势，终错杀晁错，使得晁错终为政治牺牲品，成为历史上错杀忠臣的最典型的案例，由于历史争议较大，反映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丧失人性，是以仁德治理天下还是以法制治理天下，以法制还是以法治的转化中，反而推动治理社会与文明的进步。正是由于有苏轼这样的政治家，积极有为实施理政，忧天下之忧而忧，用儒家治世之理，虽然有个人的挫折与苦难，但是善用释、道思想，知入世与出世之理，具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其文章无不体现这样的处世思想，所以被后世文人称颂。

　　5结束语：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登进士(榜眼)及第，进入仕途，正值风华正茂，苏轼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虽赞同政治改革，但反对操之过急的政策及王安石任用的后任吕惠卿，招来新党李定横加陷害，后又因苏轼反对“尽废新法”，受到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斥退，苏轼的仕途受到影响，但是这些打击反而成就苏轼。在元祐更化中一度官至尚书，绍圣年间因新党的章惇为相，又加贬谪至儋州(海南岛)。苏轼在新旧党争中并没有选择站位，是因为其具有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具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独到的见解与判断，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苏轼与田锡的文道传承系一脉相承，重视以“道为核心，文以载道”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政治上两人皆崇拜贾谊等历代贤良，兼具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林语堂著有《苏东坡传》(3)评价苏轼：“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今读苏轼《晁错论》之论述观点，其独特辩证思想亦可窥见一斑。

　　注：1、 《宋史》 作者： 脱脱【元】 等撰 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时间：出版时间：1985-6 ;

　　2、 《咸平集》 作者： 田锡【宋】 出版社：巴蜀书社 出版时间：2008-04 ;

　　3、 《苏东坡传》 作者：林语堂 张振玉 翻译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 唐从祥， 男， 生于1980年，汉族，四川眉山人，法学本科，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法治文艺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法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