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岩书院位于广东肇庆,为北宋名臣包拯于公元1041年所建,是西江流域兴建最早的书院,至今已有千年传承。包拯被世人尊称为“包公”“包青天”,一生俯身为民、刚正不阿,其所创办的星岩书院也深深地打上了“清心为民”的文化品格,闪耀于西江流域赓续千年的文脉传承之中。
“包公治端”:生活生产与文化建设并重
公元1040年,包拯出任端州知军州事,决定兴教育以开启民智、畅文化以促进融合,选址城北宝月台创办了星岩书院,“四面荷花,星岩拱峙”“临碧沼可观鱼,坐石墩可望月”,山水相伴之间学子更能静心思学。
包拯唯一的传世诗作就是写于端州,名为《书端州郡斋壁》,其开篇两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无疑就是他个人的真实写照。包拯入治端州的时候已年届不惑,但躬身为民、清正廉洁的本色和初心不改。据史料记载,宋时端州为偏荒之地,经济落后、民生凋敝,百姓常受“春瘴”和水患之苦。为此,包拯一方面带领百姓“凿井治瘴”,以清洁水源根治瘴疠,留下一座座“包公井”;另一方面在城郊开渠凿池、兴修水利并开垦荒地,防治水患的同时发展生产,极大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条件。
包拯在解民忧、除民患的同时也在关注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当地百姓的教化和文化启蒙。古代端州作为“南蛮”之地,远离中原文化,常有“杀人祀鬼、巫觋挟邪术害人”陋俗,且一直未有官学,只有零星的私塾和家庭延师教子,兴学重教、兴文化人迫在眉睫。包拯的“文化治端”采取了诸多举措,最重要的就是创办了半官学形式的星岩书院,让私塾优秀的子弟能够通过入读书院接受进一步的教育,着力培养岭南的地方人才。为了办好书院,包拯不但自己捐俸办学,还聘请了咸平元年进士、曾两度担任端州刺史的梁燮任书院掌教并主讲督课,一时间书院学子汇聚、学习气氛浓厚,所谓“朗朗经声明月上,入门疑听课书声”。除了创办星岩书院,包拯还创办了文昌宫以兴儒学,有崇文尚德、教化时人之意。
“包公治端”虽然只有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但是措施得当、成效显著,且生活生产与文化建设并重,极大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民心为之一聚。
几度沧桑轮转成为文化教育基地
星岩书院几度沧桑轮转,先是于北宋元丰年间经知州王洎已改名为“西石头庵”,后于南宋淳熙年间由高要人黄执矩复名;明朝万历年间,肇庆知府张一栋在星岩书院旧址建观音殿、殿后建楼称为太和阁以作禅用。
直至进入清代,随着包拯的“青天之名”日盛,作为其文化遗泽的星岩书院也日益受到世人的瞻仰和重视,不但有增建、修葺的厅堂院所,“星岩书院”之名也一度得以重现。康熙年间,高要知县王有芳在观音殿西侧建“包公祠”以纪念包拯;咸丰年间,知府郭汝城收没观音殿并复建书院名为“龙图书院”,正厅塑包拯像,两旁为学舍,改禅归儒,“忱足以上追乎名臣,而不愧乎宋之龙图”;同治年间,高要学者彭泰来认为包拯任龙图阁直学士是从端州离任之后的事,以“龙图”命名书院不妥,于是复名“星岩书院”,由肇罗道蔡燮题额,此时书院内设有院长室、众绿厅、强学堂和斋堂,而且这四处建筑的楹联都由当时的朝廷高官、书法家题写;光绪年间,先有知府张曾敭重修书院,增建斋舍、讲堂,购置书籍,后书院旧址设师范传习所,翌年改为法政传习所;光绪三十四年,改办高要阖邑公立中学堂。
新中国成立之后,先是在1950年于书院旧址设立高要县第一中学,后于1953年迁址并改称为肇庆市第一中学至今。日月不居、珠流璧转,于千年文脉涵养中的星岩书院展现出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融入当下吐露时代芳华:赓续书院传承的肇庆市第一中学作为国家级示范高中,桃李芬芳、清风育人;于2017年揭牌重建的星岩书院“遵行古训”,秉承以文化人,成为传统文化宣传和培育基地、廉洁文化教育基地。
西江流域的人才培养摇篮
星岩书院自包拯创建之后,于历史的长河中演进赓续,几度易名、儒释皆用,但以文化人、教育世人的初心宗旨始终不变,名师汇聚、博育良才,文人雅士吟诗相颂,成为西江流域的文化传播阵地、人才培养摇篮。
星岩书院汇良师育梁才,尤以清朝为盛。前述的光绪年间知府张曾敭除了重修星岩书院,还亲自主讲课程,章程课文设置为官课1次,对取得超等、特等和“上取”“中取”成绩生徒均从优酌给奖赏;师课2次,“上取”亦给奖赏。光绪二十二年,三甲进士、名噪一时的积学之士陶邵学任星岩书院主讲,连任8年,“培养士风、磨砺‘实学’”,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人才,树立了严谨的学风,使得书院名声大噪,与端溪书院并称于时。此外,著名文士李光廷、张午桥、方睿师也曾主讲星岩书院。书院培养的很多学生不但学识敦厚,而且秉承了包拯的刚正品性,入仕后敢于直陈时弊、为民请命。书院学子苏廷魁为道光年间进士,后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为官耿直、敢言敢为,曾上疏道光皇帝力陈时弊,“力数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罪责,请立罢黜,并要求皇帝下‘罪己诏’,以开直谏之路”。苏廷魁还曾先后在广州越华书院、肇庆端溪书院讲学,倾其所学、诲人不倦。
星岩书院因其浓郁独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品性、清新优美的自然环境,引得文人雅士吟诗相颂、蔚为大观。明代有黎遂球的《登宝月台》、陈子壮的《宝月台》等诗歌传世;清代梁鼎芬为星岩书院众绿厅题联“招邀数君子,沉醉万荷花”,又有“切云明月修奇服,苦茗青灯要此时”,皆为佳作……据相关资料统计,仅在清代有关星岩书院的诗文就有近20余篇,其中不乏袁枚(《游端州宝月台记》)等大家之笔。到了当代,“包公治端”、办学兴教的故事也产生了全新的演绎方式:2017年,全国首部全景式“包公”题材大型原创廉政音乐剧《青天之端》上演,生动演绎了包拯在端州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动人故事,引发观演群众的强烈共鸣。
龙图肇始、文脉相承,延续千年的星岩书院无疑是历史馈赠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站在如今的宝月台上,看着一池荷花、满堂盛景,遥想千年前于蛮荒之地躬身办学的包拯,时光流转间于书院专心治学、静心思学的文士学子,仿佛时光从未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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