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情况和典型案例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四川高院历来高度重视少年审判工作，始终站在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的高度，秉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理念，将少审工作作为全省法院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统筹谋划、系统推进。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人民法院少年审判事业萌芽起步、改革探索、砥砺奋进的第40个年头，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今年4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法庭应运而生，勇立时代潮头、勇担时代重任。

　　回顾过去三年，四川法院少年审判多项工作获得表彰。2个集体、4名个人获评全国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泸州中院被授予“全国巾帼文明岗”，成都武侯区法院被授予“全国青少年维权岗”，成都中院、合江县法院被授予“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成都中院“豌豆荚”司法品牌获最高法院肯定推广;“小丹申请司法救助案”入选“最高法院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司法救助典型案例”;承担“未成年人保护司法政策研究”课题，获评“最高法院2021年度优秀课题”;撰写涉未成年人调研报告，获省委批示肯定。现将相关工作情况发布如下：

　　一、以融合发展为引领，打造四川少审“新引擎”

　　一是融合审判理念。将特殊、优先保护和双向、综合保护的政策精神贯彻到各个审判领域和环节。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全力开展教育帮扶工作，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同期犯罪人数比率1.89%，同比下降4.5%，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续下降。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2023年以来，四川法院共审结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406件，惩处罪犯3170人。妥善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审结涉及未成年人抚养、收养、监护、探望等民事案件29714件。二是融合审判力量。一方面，新成立的省法院少年审判庭，与先期中基层法院设立的173个少年法庭，构筑起全方位、立体化审判体系。另一方面，选优配强审判团队，选拔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法官、法官助理和审判辅助人员近1500余名，从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等单位选任人民陪审员超三千名。目前，省法院少审庭配备6名法官、4名助理、3名书记员，硕士及以上学历占83.3%。三是融合审判机制。以专业化、制度化为目标，已形成“六+三”内外运行机制，对内有案件受理范围、审判指导意见、少审庭成员工作职责等规范，对外有公检法一体协作机制、与妇联联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等协同规则，建立起确保少审庭内外运行顺畅的“四梁八柱”。此外，已设立少年审判庭的法院均将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一收归少审庭，“一揽子”解决涉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力量分散、协调配合不足、缺乏有力部门推动等瓶颈问题。四是融合保护范围。遵循未成年人全面保护、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等基本原则，省法院少年审判庭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为主体，同步推动特殊群体权益保护，将保护范围从未成年人扩展至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合理划定涉未、涉老、涉残案件受理范围，形成特殊群体一体保护的“川法特色”受案类型。

　　二、以职能延伸为抓手，激发能动履职“新动能”

　　一是促进家庭教育指导。在离婚案件中，对离异父母温馨发放《未成年人关爱提示卡》，教育引导当事人履行监护职责，履行家庭教育义务。夯实家庭教育指导实践，切实解决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部分家庭存在监护缺失、监护缺位等问题。单独或联合建立家庭教育服务指导机构136个，在18861余件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对11694余名监护不当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提示书39248余份。二是深入开展专项行动。开展“筑篱护蕾”专项行动，定期对教育、医疗、培训机构在职人员是否有性侵害等违法犯罪记录进行排查，通过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职业群体是否有性侵害、虐待、拐卖等犯罪记录进行入职查询和定期筛查，源头预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产生。梳理近十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2000余条，筛查出一名有相关犯罪前科的中专院校在职员工并已辞退。开展防性侵、家暴未成年人、拐卖儿童等专项治理行动，形成良好社会氛围。加大对留守儿童、少数民族儿童、离异家庭儿童的关心关爱和司法救助，改善特殊儿童成长环境。三是拓宽对外协同。畅通联席会议，统筹全省法院与成员单位的交流沟通，开展专题会议115次，出台或会签规范性文件33份。省法院运用全省司法大数据，形成《全省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调研报告》，获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推动12家单位联合制定《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源头防范综合治理的意见》。成都中院牵头召开全市联席会，共同签署《关于构建家事纠纷全链条预防化解机制的实施意见》。打造特色品牌、工作站、工作室和工作团队197个，设立心理辅导室、咨询室58个，成立妇幼保护联调中心46个。四是扎实开展司法建议。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网络安全、交通安全等社会治理难点、堵点问题把脉开方，主动向教育局、学校、公安、文体局等部门发出涉未成年人司法建议300余份，强化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落实落细“抓前段、治未病”。

　　三、以机制建设为依托，筑牢综合治理“新屏障”

　　一是优化专门考核机制。严格落实要求，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纳入《全省各中级法院年度工作考核办法》，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探索少年审判考核机制，对各中院未成年人案件庭审、司法建议、典型案例、法治宣传、法治教育基地建设等设置特殊量化考核指标。下发《关于增设涉未成年人案件统计指标的通知》，细化专门统计指标，实现了三级法院涉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统计。二是强化典型案例评价指引功能。自2020年起，连续五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发布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既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和大众关注，又彰显人民法院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荣县法院建议县医保局对幼儿处于连续参保期内的医疗费及时予以行政给付，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保护年度典型案例。三是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作用。通过单独或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实施意见等方式，推动法治副校长实质性履职，全省已有近200家法院的2183名法官担任1100余所学校法治副校长。四川高院正加强与其他法治副校长派出机构沟通，一体统筹资源向法治力量稀缺地区转移。常态化开展模拟法庭、法治进校园、法院开放日等法治教育工作。四是创新普法宣传模式。联合媒体打造直播节目“浅草润童心、法护少年行”、“法官来了”，围绕防性侵、防电诈、防溺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热点，以案释法，护航未成年人安全。开展“致中小学生暑假期间法治安全的一封信”专项活动，通过“两微一端”等渠道共发送关怀提醒信225封，受众超77万。阿坝中院推出“宗巴雅母”系列双语普法微动漫，促进草地牧区移风易俗。

　　四、以三维共治为重心，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一是描绘发展新蓝图。制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推进全省少年审判工作现代化的三年规划》，蓝图清晰、目标明确，2024年夯基垒台，实现省内中级法院少年审判庭全覆盖;2025年树优争先，选树一批先进典型，形成可复制的经验做法予以推广。2026年固强鼎新，形成公、检、法、司“一盘棋”配套衔接制度，构建起纵向顺畅、横向一体的少年审判工作新格局。二是打造宣传新矩阵。注重品牌培育，形成“豌豆荚”“正义雪莲”“香樟树”“泸法麒麟”“海棠花开”“宗巴雅母”等未成年人保护特色品牌，相关工作获得最高法院、全国妇联等中央机关单位推广认可，相关媒体在全国范围予以推广转发。加强体系发展，统筹区域内已建成的41个未成年人保护特色司法品牌和52个工作站、工作室，同步构建四川高院统领的“川法同行——护未·帮老·助残”司法保护品牌和“守未天平”党建品牌，逐步推动全省中基层法院打造符合自身特色的少审品牌，构建起“一总多分”的少审工作文化品牌体系。三是打造调研新高地。加强少年审判专题调研，已参与最高法院2023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加强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益司法保护问题研究》、省法学会课题等多项研究，中期成果已经完成。完成的“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调研报告被《刑事审判参考》采用。统筹全省法院与成员单位的交流沟通，开展专题会议115次，出台或会签规范性文件33份。促进跨区域联动、跨省级合作、跨网络联动。目前，四川高院正与重庆高院研究会签司法协作协议，以更大视野推动更宽领域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合作落地见效。

　　附：典型案例

　　案例一

　　被告人赵某、韦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案

　　——组织未成年人在酒吧提供有偿陪侍并从中谋利，应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予以处罚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韦某为某酒吧的销售部经理。2022年11月，经韦某同意后，被告人赵某招募未成年人6人(其中3人不满十二周岁)到该酒吧从事有偿陪侍工作，赵某从中抽成。2023年1月，被公安机关查获。截止案发，赵某、韦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达400余人次，非法获利13000余元。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韦某组织未成年人在酒吧从事违反治安管理的有偿陪侍工作，并从中谋利，其行为侵犯了未成年人人身自由、身心健康，破坏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已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二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当，均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三、典型意义

　　组织未成年人在娱乐场所从事营利性陪侍活动，不仅扰乱社会管理秩序，还会使未成年人陷入不良环境，面临被侵害的风险。本案韦某、赵某数次组织多名未成年女性在娱乐场所从事陪酒、陪唱等有偿陪侍的行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已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本案的依法审理，警示KTV、酒吧、歌舞厅等娱乐场所不能放任或默许未成年人随意进入娱乐场所，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标志;同时也提醒广大家长，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加强对孩子的价值引领教育，帮助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案件审理后，法院向当地文广局发送了司法建议，建议加强对KTV、网吧等娱乐场所的监管，并利用平台优势加强法治宣传，提高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

　　四、专家点评

　　点评人：魏东，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本案宣判，对于当前认真贯彻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依法适用《刑法》，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引导全社会共同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典型意义和重要实践价值。

　　其一，法理评析。本案被告人组织6名未成年人在酒吧从事违反治安管理的有偿陪侍活动并从中谋利的行为，侵犯了未成年人人身自由、身心健康，已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应当依法定罪量刑。根据《刑法》第262条之二规定，“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组织未成年人在酒吧等成人娱乐场所从事有偿陪侍活动并从中谋利的行为，属于《刑法》第262条之二规定中的“等”外同类行为，理由在于，《刑法》第262条之二规范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等，而不只是保护财产权利，解释方向只能是有利于实现本条规范目的，因此，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所有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均属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行为定性。同时，按照行政犯不法论的刑法学原理，本罪中“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不法判断，以及其前置法规范的范围确定，均应进行实质解释，依法应将《治安管理处罚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所规定的违法行为解释为“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可见，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情节严重的“有偿陪侍”行为可以涵摄于本条法律规范之中。本案中，被告人组织6名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达400余人次，非法获利13000余元，依法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其二，价值导向。本案判决有利于惩戒那些企图钻法律漏洞的不法经营人员，进一步促进未成年人监护人、学校、社区、经营实体以及执法机关共同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三，司法担当。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工作中要进一步强化保护未成年人意识，要把依法公正审判和宣传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有机结合起来。本案承办法院在依法审判的同时，主动向当地文广局发送司法建议，建议加强对KTV、网吧等娱乐场所的监管，同时利用平台优势加强法治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值得点赞。

　　案例二

　　罗某强奸、猥亵儿童、强制猥亵、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依法严惩“隔空猥亵”系列犯罪行为

　　一、基本案情

　　2022年6月至9月期间，被告人罗某通过快手软件认识并联系多名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后，采用点外卖、给零花钱、买礼物等方式，引诱、威胁被害人向其发送裸照和裸露视频，对12名女性未成年被害人(除1名被害人满16岁外，另外11名未成年人均不满14岁)进行猥亵，在聊天期间还邀约2名被害人外出并对其实施强奸。

　　2022年7月至2023年3月期间，被告人罗某将其利用快手软件获取的被害人裸照、视频资料通过非法翻墙软件，上传至境外网站“telegram”讨论组中，并以口令红包88、188、288元不等价格进行传播，非法获利9540元。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罗某与一名明知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及一名精神发育迟滞、无性防卫能力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被告人罗某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诱骗、强迫多名儿童拍摄裸体、敏感部位的照片、视频供其观看，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被告人罗某强制猥亵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其行为已构成强制猥亵罪;被告人罗某针对猥亵儿童获取的裸照、视频等，以牟利为目的，进行制作、复制、贩卖、传播，其行为已构成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告人罗某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根据被告人罗某的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认定被告人罗某犯猥亵儿童罪、犯强奸罪、犯强制猥亵罪、犯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其违法所得的人民币954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没收作案工具。判决后，被告人未上诉，公诉机关未抗诉，该案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随着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社交软件、短视频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未成年人触网年龄呈下降趋势，其使用、持有手机成为常态，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经统计，网络型性侵害未成年人(包括“隔空猥亵”非接触性性侵害和线上接触交往、线下实施性侵的接触性性侵害)占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二成，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不容忽视。本案中，法院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通过行使审判权对犯罪行为进行严惩，并在案件审结后，向快手软件公司发送司法建议，督促互联网平台落实监管责任，加强和改进网络信息管理，营造有利于互联网企业健康发展、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该案也警示全社会，要加强培养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网络和智能手机，引导未成年人自觉远离色情、暴力等有毒有害信息，遇到危险及时报警，保护自己不受网络犯罪侵害。家长及学校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安全上网的教育，教育未成年人识别可能侵犯自身权益的行为，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四、专家点评

　　点评人：魏东，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本案深刻揭示了数字网络时代严厉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紧迫性和极端重要性，人民法院在办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切实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既要依法严惩犯罪，把害群之马绳之以法，又要注意总结犯罪防控经验，向有关个体和单位乃至全社会传送保护未成年人之法。

　　其一，人民法院要依法严惩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兼顾好司法公正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关系。本案被告人罗某实施猥亵儿童、强奸以及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等犯罪行为，几乎全部都利用了网络，包括利用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社交软件、短视频等，充分体现了传统犯罪异化为网络犯罪的新特点，对网络时代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审判提出了新要求。对实施“隔空猥亵”非接触性性侵害犯罪，实施线上接触交往、线下实施强奸犯罪，应以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强奸罪等依法定罪处罚;对利用网络散布性侵害的视频、照片进行胁迫的行为，应当依法作为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情节，依法严惩犯罪，对其中构成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对一人同时构成数罪的，应当依法实行数罪并罚。本案被告人罗某一人犯数罪，人民法院判决依法对其实行数罪并罚并判处重刑，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司法公正的要求。

　　其二，人民法院要有意识地总结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适时地向有关个体和部门提出犯罪防控和治理的有效对策措施。尤其是要提醒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学校老师，要经常性地教育未成年人不能沉溺于玩手机和上网，强化网络安全和风险防范意识，以防止未成年人落入不法人员的性侵圈套与诈骗陷阱，尽量避免造成伤害，做好做足事前预防的功课。本案中，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结后，向快手软件公司发送司法建议，督促互联网平台落实监管责任，加强和改进网络信息管理，这种做法值得推广，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的责任担当。

　　案例三

　　被告人孙某等电信网络诈骗案

　　——利用未成年人盲目追星、涉世未深、社会经验欠缺等特点实施诈骗，人民法院依法严惩

　　一、基本案情

　　2021年2月至2021年11月，被告人孙某等人购买二手手机、流量卡和虚假明星QQ号，创建虚假的明星活动、粉丝福利QQ群，并通过引流人员在抖音、快手、微博等平台发布QQ群消息进行引流或直接利用虚假明星号在QQ空间发布虚假的明星活动、粉丝福利群信息，吸引未成年人进群。待QQ群内有一定人数后，孙某等人伪装成明星助理、客服，发布虚假明星福利信息诱使未成年人私信或添加助理号。此后以发现被害人为未成年人需用家长手机进行认证、未成年人下单造成公司损失等为由，通过与被害人视频聊天，让被害人出示家长微信或支付宝付款码，截图后由洗钱人员用扫码枪反扫、指挥操作家长手机或直接让被害人用家长手机扫其发送的二维码等方式，让被害人转账、充值、消费等，通过网络黑灰产业从业人员多批次转移赃款后进入张某等人银行账户，最终流入孙某等人之手。诈骗资金400余万元，被害人涉及多个省份。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杜某、白某、杨某1、朱某、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钱财，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被告人在共犯中的作用，具有专门骗取未成年人财物等从重情节以及坦白、退缴违法所得等从宽情节，依法以诈骗罪，对六人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十二年六个月不等，并判处相应罚金;被告人杨某2、张某、何某、陈某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结合被告人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四人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至五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当事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当下，在“饭圈”文化的助推下，拥有明星代言或签名产品成为未成年人炫耀的资本，不少未成年人沉溺于此。一些犯罪分子利用未成年人盲目追星、防范意识差、缺乏识别能力、社会经验少等弱点实施的诈骗犯罪，不仅给未成年人家庭造成经济损失，也使未成年人产生心理阴影，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本案对孙某等人依法从重处罚，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坚决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严厉惩处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鲜明立场，同时发送司法建议，坚持惩防结合，引导未成年人自觉抵制不良“饭圈”文化影响，理性追星，切实增强网络防范意识，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本案提示家长应注重对孩子的高质量有效陪伴，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同时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和银行卡密码，经常查看余额和消费信息，一旦遭遇类似情况，保存好交易、转账记录，及时报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专家点评

　　点评人：魏东，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当前，部分不法分子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现象比较突出，本案具有典型性。本案宣判为依法有效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提供了经验，有利于震慑不法犯罪分子，也有利于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增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意识。

　　其一，针对未成年人群体进行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具有一定特殊性，应当依法评价被害人受骗的主客观事实和犯罪情节。本案较多被害人不但包括未成年人，而且还包括未成年人父母，孙某等被告人在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实施诈骗过程中，利用未成年人沉迷“饭圈”，辨明是非能力差、应对突发紧急事件经验不足等特点，获取被害人的手机和银行卡密码，骗取巨额财产，使得众多被害人遭受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总体上应以诈骗罪对孙某等人依法从重处罚。

　　其二，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中，应注意区分诈骗罪共同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界限。被告人杨某2和张某等四人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根据刑法规定和司法解释，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帮助进行转账、套现、取现等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是不明知他人具体犯罪行为内容并且同他人没有明确的犯罪意思联络，为其提供网络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依法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行为人明知他人具体犯罪行为内容并且同他人有明确的犯罪意思联络，则行为人与他人构成共同犯罪。因此，本案判决认定孙某和杨某1等被告人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杨某2和张某等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符合法律规定，是正确的。

　　其三，数字网络时代的社会生活秩序需要全社会共同维护。人民法院通过发布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网络性侵以及其他网络犯罪的典型案例，以活生生的案情事实揭示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活动的严重危害，有利于唤起全社会共同关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网络治理，共同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案例四

　　陈某与方某共有物分割案

　　-与未成年人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在分居或者离婚诉讼期间，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不适合继续履行财产监管职责的，未成年人有权请求返还

　　一、基本案情

　　陈某(继子)系2012年其生母晚某与他人婚内生育的子女。2016年晚某(生母)与方某(继父)结婚，陈某与方某、晚某以及方某前次婚姻中所生育子女方某甲，四人共同居住生活在方某所有的房屋中，陈某与方某自始形成抚养教育的继父女关系;2017年10月，政府对以方某为户主的住房进行拆迁，按拆迁补偿政策，以家庭成员人数为基础，确定方某全家获得房屋拆迁补偿费用共计91万余元，陈某享有其中还房款、综合补助款计14万余元。政府将包含陈某享有的款项在内的全部拆迁补偿费用支付至方某银行账户;2017年11月，方某用前述银行账户中的40余万元另行购买了一套房屋，该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方某、晚某。

　　2023年1月，方某与晚某分居，陈某遂生母晚某生活，晚某起诉离婚，法院判决驳回了晚某的诉讼请求。在前述离婚诉讼过程中，方某将前述银行账户款项全部转至其他账户;方某以陈某享有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助款已用于购买家庭共有房屋为由，拒绝归还陈某房屋补助款，陈某遂提起诉讼要求方某分割其应享有的拆迁还房款及利息。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监护人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合法财产利益的，未成年子女可以请求分割其享有的按份共有财产。陈某系未成年人，在其成年前其个人所有的案涉还房款和综合补助款14万余元依法由其监护人保管，方某作为陈某的监护人之一，除为维护被监护人陈某的利益外，不得处分其财产。但方某在晚某与其诉讼离婚过程中，取走属于陈某个人所有的款项，并以已经购买家庭房屋为由占为己有，严重损害陈某的合法财产权益;同时，虽然晚某与方某二人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二人自离婚诉讼后至今已分居生活，且陈某亦随晚某居住生活。据此，方某已不适宜继续对陈某的前述财产进行保管，陈某有权请求对其所享有的前述财产进行分割。为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害，法院判令：方某向陈某返还房屋安置费145500元及利息。判决后，方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三、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5条明确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财产。但在司法实践中，夫妻双方一旦离婚或者分居，将未成年人财产作为夫妻财产进行分割或者将未成年人财产据为己有、从而侵犯未成年人个人合法财产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案系一起继父在与未成年人生母离婚诉讼过程中侵占未成年人合法财产的典型案例。法院将未成年人合法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区分，认定方某于2017年11月另行购买的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使用款项与未成年人陈某享有的房屋安置款系不同性质的款项，对方某关于其将款项用于购买家庭共同生活居住房屋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在晚某、方某离婚之前，判决方某返还陈某合法财产，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案件审结后，法院主动延伸司法服务效能，对方某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其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强化未成年人家庭保护，彰显了人民法院对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人文关怀。

　　四、专家点评

　　点评人：王竹，四川大学市场经济法治研究所所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是家事案件审判中应予关注的重点。本案作为人民法院支持未成年人请求其监护人返还按份共有财产，维护自身合法财产权益的典型案例，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一方面，准确理解适用法律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本案中，人民法院准确理解《民法典》相关规定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指出当监护人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合法财产利益时，未成年子女可以请求分割其享有的按份共有财产，且监护人的范围包括与未成年人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通过细致审查，法院认定当事人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未成年子女的合法财产权益，依法支持了未成年子女的诉讼请求，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另一方面，聚焦家庭教育，强化家庭教育指导。本案审结后，人民法院并没有止步于作出判决，而是主动延伸司法服务效能，对涉案未成年子女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引导监护人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强化未成年人家庭保护。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解决个案问题，更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益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预防和减少类似案件的发生，起到了“办理一案、警示一片”的良好效果。

　　此外，本案审理和执行过程被泸州市多个部门联合发文表扬为“第六届泸州市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十大典型案例”，彰显了人民法院在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方面的能力和决心，为相关司法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案例五

　　张某诉杨某离婚纠纷案

　　—离婚纠纷依法调解后，法院向涉藏离异父母发送《关爱未成年子女提示卡》

　　一、基本案情

　　2013年，张某(男)与杨某(女)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二女。双方因家庭琐事纠纷不断，自2019年起分居。2021年，杨某以外出打工为由，未再回归家庭。张某以双方无法继续共同生活、夫妻感情彻底破裂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托多元调解平台悉心做调解工作，经多次与当事人沟通，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出具《调解书》，确认：杨某、张某解除婚姻关系，婚生女儿随张某共同生活。

　　在调解结案的同时，为充分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法院依照2024年4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向双方发出《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督促双方在解除婚姻关系后除尽到抚养、教育、保护、探望等法定义务外，还须给予二女应有的呵护和关爱。

　　三、典型意义

　　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场所，父母是子女成长的第一任老师。2024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要求人民法院在离婚案件中以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为目的，引导离婚案件当事人正确处理婚姻自由与维护家庭稳定的关系，关心、关爱未成年子女，督促离婚当事人提升责任意识，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本案发生在涉藏地区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实施后，在当地系首例在离婚案件中发送未成年人关爱提示卡的案件。提示卡的发出，是阿坝州两级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促进涉藏地区离婚案件当事人当好合格家长，避免离婚纠纷对未成年人产生不利影响，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系对民族地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司法保护工作的有益探索。

　　四、专家点评

　　点评人：王竹，四川大学市场经济法治研究所所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本案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州辖区内人民法院通过向当事人发送《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的方式加强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一方面，积极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本案为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调解过程中，人民法院通过发送《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向当事人明确和强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和权利，以及违反法律要承担的不利后果，督促双方当事人在离婚后继续履行抚养、教育、保护、探望等法定义务。该方式对于引导离婚案件当事人提升责任意识，避免离婚纠纷对未成年人产生不利影响，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宗巴雅母”，全心护“未”，多措并举体现司法温度。“宗巴雅母”藏语寓意“美好的团聚”，作为阿坝法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重要品牌，自建立以来，“宗巴雅母”接连唱响涉藏地区法院司法保护的法治强音。本案中，承办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反复多次与当事人沟通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问题，用司法温情撑起未成年人法治“绿荫”，充分体现了“宗巴雅母”的“未”爱理念在阿坝法院婚姻家庭纠纷审理过程中的全面融入。

　　案例六

　　郑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父母不得以任何理由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暴力，“调查走访+杜绝风险+心理疏导+回访跟踪”结合，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郑某(女儿)系被申请人郑某甲(父)与邓某(母)婚生女。郑某甲与邓某早年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并约定郑某由父亲郑某甲抚养。此后，郑某随郑某甲生活，就读于某职业院校。2024年1月，郑某周末回家后，郑某甲查看其手机，发现郑某私下与母亲联系，深感愤怒，当即对郑某进行殴打、辱骂及诋毁，强迫写下断绝母女关系协议书;郑某甲返校后，宿舍室友发现其身上的伤情并报告班主任，老师立即与母亲邓某联系，邓某向顺庆区妇联予以求助。在妇联指导下，郑某的母亲邓某请求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经调查，郑某甲经常用手或皮带殴打郑某脸部和身体，对其实施家庭暴力，并在家中安装监控，监视郑某的日常生活，限制其出行，致使郑某身心遭受巨大伤害。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本案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关于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应予支持。裁定：禁止郑某甲对郑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郑某甲骚扰、跟踪、接触郑某及其近亲属;禁止郑某甲进入郑某及其母亲等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及工作单位。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子女是独立的个体，父母应当在充分保障未成年子女身体、心理健康的基础上，以恰当的方式教育子女。本案中，作为父亲的郑某甲在婚姻失败后，拒绝未成年子女郑某与其母亲联系并对其实施家庭暴力，既侵犯了郑某的权利，又对郑某的身心造成了伤害，必须在法律层面对其实施的家庭暴力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

　　人民法院采取“调查走访+杜绝风险+心理疏导+跟踪回访”相结合的机制，第一时间到学校、社区调查了解情况，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及时向学校、派出所进行送达，相关单位依职责加强了对郑某的人身安全保护;第一时间建议郑某的母亲将郑某接到自己身边生活，其采纳了该建议，源头杜绝家暴风险;第一时间安排心理咨询师对郑某进行心理辅导，减轻其思想顾虑和心理压力。

　　经回访，郑某及其母亲均表示人身安全保护令送达后，其父亲未再实施过殴打、辱骂、跟踪、骚扰等行为，人身安全保护令就像护身符，给郑某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安全感，有效地震慑了施暴者，保护了郑某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本案中，社会各界共施援手，既为郑某提供安全保护，又帮助她积极面对以后的学习、生活，彰显了司法权威，体现了司法的柔性关怀，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专家点评

　　点评人：郑文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天府青城计划“天府社科菁英”，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法治文化研究会会长，四川省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法》的特色亮点。2022年8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围绕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作出细化规定和实施举措。

　　本案中，人民法院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体系化”作法可圈可点，具体表现为：一是措施体系化。在人身安全保护令规定措施之外，通过“调查走访+杜绝风险+心理疏导+回访跟踪”四位一体的自选措施，切实筑牢家庭安全保障的“防火墙”。二是治理体系化。针对人身安全保护令，形成“发出前-发出中-发出后”的治理逻辑闭环回路，力求最大限度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作用并最大限度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三是效果体系化。严格贯彻落实民法典关于“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和“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引导社会公众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心认同，让崇尚文明、反对暴力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和全体社会的良好风尚，切实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案例七

　　赵小某诉赵某探望权纠纷案

　　——父母分居期间疏于探望子女，子女有权主动请求探望

　　一、基本案情

　　赵某(男)与唐某(女)于2019年1月登记结婚，2020年8月生育一子赵小某。2021年6月起，赵某与唐某开始分居，赵小某跟随母亲唐某生活。分居期间，赵某在较长时间内偶尔探望过赵小某。2023年7月，赵小某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主动要求其父履行探望义务。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为，探望权既是父母的权利，亦是其履行抚养、教育子女的法定义务，子女享有主动请求和接受探望的权利。赵小某年满3岁，父母已分居较长时间，分居期间的父母虽不符合法律明确规定的行使探望权的条件，但因父母分居赵小某不能得到未共同生活的父亲的呵护、关爱，身心健康难免受到不利影响，根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判令赵某每月探望儿子赵小某四次，每次探望时间半天。判决后，赵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三、典型意义

　　《民法典》第1086条明确了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即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享有探望子女的权利。现行法律对夫妻分居期间探望权的行使主体、行使方式等均无规定。父母双方的关爱和教导对于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无可替代。探望权作为亲权的自然延伸，其主要功能在于弥合因婚姻状态发生变化、父母一方缺位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带来的影响。探望权的行使，既是父母与子女的见面和交往，更是父母及时了解子女生活及学习情况、沟通交流和关爱精神抚慰的过程，权利设定的基本出发点系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本案中，因父母分居，未共同生活的父亲赵某对年满3岁的未成年子女疏于探望，未成年子女赵小某作为原告诉请父亲进行探望，人民法院践行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支持了子女的探望权请求，认定未成年子女不仅是被探望的对象，亦享有主动请求和接受探望的权利，引导未成年人父母在分居期间积极行使探望权，履行好家庭教育责任，切实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四、专家点评

　　点评人：郑文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天府青城计划“天府社科菁英”，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法治文化研究会会长，四川省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公约专门规定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该原则是处理与儿童相关事务时的一项基本原则，旨在确保儿童的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先维护和切实保障。

　　人民法院发挥能动履职作用，展示司法人文关怀，妥当作出父母分居期间仍需探望子女的裁判。该判决具有两个特色亮点：一是面向未来，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着力点。为儿童撑起法律的保护伞，让未成年子女充分感受司法保障带来的光辉。充分考虑对未成年子女未来生活的影响，即便父母已经分居，仍有必要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并为未成年子女营造友好型家庭环境与氛围。二是面向现实，以抚养、教育、保护的亲权为突破口。亲权是权利和义务的综合体，因此与单纯的权利有所不同，亲权不得放弃。不管是同居期间、分居期间，还是婚姻中、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都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探望是行使亲权的有效方式之一，未成年子女不仅是被探望的对象，亦享有请求探望和接受探望的权利。

　　案例八

　　王某诉方某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父母未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有关个人或组织可依法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并重新指定监护人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王某(祖父)儿子王某甲与被申请人方某同居后于2012年2月4日生育王某乙(未成年子女)。王某甲自2012年4月起外出至今查无音讯，方某自王某乙满月时便回娘家，不久后外出，此期间既未照料王某乙，也未支付抚养费;王某乙自满月后随申请人王某夫妻两人共同生活，由王某夫妻进行抚养和日常照顾。申请人为了王某乙更好的健康成长，愿意履行监护责任，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方某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其担任王某乙的监护人。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监护人应当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督和保护职责。被监护人王某乙的父亲王某甲自2012年4月外出后至今查无音讯，母亲方某既未照料王某乙，也未支付抚养费，怠于履行监护职责。为保护王某乙的人身、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申请人王某作为祖父提出撤销被申请人方某的监护人资格以及指定其为监护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

　　三、典型意义

　　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第一顺位法定监护人，当父母未履行其监护职责时，父母以外的有关个人或组织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权并另行指定监护人。申请撤销监护权是国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这是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的保护，体现了未成年人监护权益的补充和保障。监护权被撤销后，人民法院应当以未成年人的利益为最大本位，指定最有利于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个人或组织为监护人。本案中，被申请人作为未成年人的母亲，长期怠于行使监护权，导致未成年人的监管缺失、缺位，严重侵害了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和身心健康，对未成年人成长极为不利。在征得未成年人同意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据此撤销母亲的监护资格，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令与未成年人关系密切的祖父作为监护人，赋予其监护资格，符合案件客观实际，亦更有利于稳定家庭关系，为未成年人提供了一个安定、有序的健康生长环境，还能有效避免未成年人的脱管与保护缺位。此案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甚至伤害、虐待未成年人的父母予以警示，通过法律的手段剥夺不称职父母的监护权，追究被“撤销监护权”父母的法律责任，以此换回父母对其监护义务的重视，彰显了司法的力度与温度。

　　四、专家点评

　　点评人：王竹，四川大学市场经济法治研究所所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事关国家未来、民族希望。本案作为父母未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情形下人民法院根据个人申请依法撤销父母监护人资格并重新指定监护人的典型案例，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一方面，明确监护人责任，撤销不称职父母的监护权。《民法典》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本案中，未成年人的父母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多年，导致对未成年人的监管缺位，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未成年人父母的监护权，既是对不称职监护人的警示，也是对所有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督促。本案判决结果有助于增强监护人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感，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以未成年人利益为最大本位，指定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监护人。本案中，人民法院将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的理念贯彻到审判工作当中，真正从未成年人自身权益出发，按照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将与未成年人关系密切且实际扶养其多年的家庭其他成员指定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符合客观实际，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本案审结和执行过程体现了人民法院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人文关怀精神，用法治阳光照耀了未成年人的成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