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红烛照人间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近期推出“红烛颂：闻一多、闻立鹏艺术作品展”，向观众展示了闻一多不为人知的艺术才能。闻一多是一位诗人、学者、民主革命战士，也是一位画家，不论在哪一个领域，闻一多都表现出炽热的爱国之情。

　　为清华毕业纪念册画插图，倡美育以救国

　　清华大学校内有一座“闻亭”，亭下是闻一多雕像，雕像后的黑色大理石墙面上，镌刻着闻一多的名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清华人在百年办学历程中，以实际行动塑造了两个传统——优良的文化传统与光荣的革命传统，恰如“红烛颂”展览介绍所言，闻一多是这两项传统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闻一多与清华结缘是在1912年，这年只有13岁的闻一多考取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清华的社团活动极为丰富，这让闻一多有机会发现与发展自己多方面的才华，在戏剧社、辩论会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闻一多就读清华时，曾得到美籍美术教师司达尔女士的鼓励与指导。1914年夏，闻一多参加了图画校外写生团，司达尔评价他的水彩风景画“善露阳光，有灿烂晴日之景象”。闻一多也自认为“习书画，不拘于陈法，意之所至，笔辄随之不稍停”。1919年他与同学发起成立了美术社。

　　闻一多成立美术社，不仅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也是其爱国思想的表现。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相关文章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李大钊也在这一年底入职北大。蔡元培提倡要在中国实行美育，因为“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

　　闻一多也受到这一理念的影响，他的呼吁更加激切，更带着青年人的热情与浪漫。1920年10月，闻一多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长文，他认为艺术与科学应当并重，当时科学已有一定的根基，艺术也应承担起改造社会的重任，一方面将中国艺术“加入世界的资产里，使人类的精神底生活更加丰富”，另一方面“普及艺术，以‘艺术化’我们的社会”。他呼吁有艺术天赋的朋友们投入到这样的事业中，闻一多决定身先士卒，“在我个人，宁肯牺牲生命，不肯违逆个性。何况我们治艺术，肉体上虽受点苦痛，精神上却得了自由的快乐的赔偿呢?”两年后，闻一多成为当时仅有的留学美国专攻美术的清华学生。

　　闻一多在学生时代留下的美术作品，今天得见的是他为1921年度《清华年刊》制作的插图和藏书票。《清华年刊》实际是毕业纪念册，记录该年毕业的学生情况、各院系任教教师名单、社团活动、体育活动及一些校园轶事。闻一多制作的藏书票上书写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制作的插图西式的风格中有中式的纹样，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其中一幅插图《掌舵》，描绘大海上行驶的一条船，船工正升起巨大的风帆，帆上写有清华两个大字，插图中的“AT THE HELM”意思是掌舵。这幅插图很能表现当时清华学生的自我认知，他们是中国社会的栋梁，承担着建设国家的使命，出海远航是为了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与理念，学成归来，报效国家。

　　为诗集设计封面，红烛燃烧自己点亮他人

　　闻一多入读清华第一年，因为英文成绩不佳而留级，按照当时的学制，他应在1921年毕业，毕业纪念册上也留下了闻一多的名字与照片，但他却未能如期毕业。原因在于这年6月间，北洋政府拖欠教师工资，北京八所高校教师发起索薪斗争，李大钊即因为领导此次斗争而未能参加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声援索薪斗争，一些高校学生提出罢考，对于清华学生而言，毕业大考至关重要，这关乎其赴美留学的前途，尽管校方推迟了大考日期，闻一多等人坚持罢考，错过1921年毕业赴美机会，于1922年赴美。

　　从1912年至1922年，闻一多在清华度过了十年学生时光，他由一位青葱少年成长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尤其五四运动让他更加坚定了爱国信念。1919年5月4日当天，因为清华远在郊区，并没有参加城内的活动，当晚有进城学生返回校园，带来了城内的消息，闻一多听后极为激动，写就一首岳飞的《满江红》，贴在清华食堂门口。随后，清华学生开始罢课，闻一多积极参与其中，在清华学生代表团中的秘书部任职。

　　在5月17日闻一多写给父母的家书中，他介绍了清华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告知父母因学生代表团决定暑期留校办事，所以不能回家休假了。他写道：“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靡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且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1922年至1925年，闻一多在美国学习美术，他辗转就读三所学校，都没有获得学位。在此期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新诗集——《红烛》。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人钟爱以诗言志、以诗传情，这造就了一种高语境文化，即许多情意不必明确写出来，以一个典故或一个意象点出，读者便能了然。闻一多用岳飞的《满江红》来表达自己对国土沦丧的激愤，他在《红烛》中则利用李商隐的“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经典意象，以红烛之燃烧自己照亮他人，来表明革命志士牺牲自己启迪民众的精神。这首诗准确刻画了闻一多的人生之路。

　　诗人是今天大多数读者对闻一多的第一印象，他生前仅出版了两部新诗集，一部是1923年出版的《红烛》，一部是1928年出版的《死水》。这两部诗集的封面都是由闻一多设计的。当时鲁迅、闻一多等一些知名作家，对书籍封面设计很有兴趣。

　　闻一多认为“美的封面可以辅助美育，美的封面可以传播美术”，他偏爱简约的风格，封面“须与本书内容有连属的或象征的意义，不宜过于繁缛”。闻一多为徐志摩的《猛虎集》设计的封面堪称经典，在泛黄的纸上用毛笔扫出几条长短不一的横线，恰似老虎身上的花纹。他为自己的《红烛》设计的封面，只有大写的红烛二字，再无其他装饰，红烛二字如血一样殷红。他为自己的《死水》设计的封面是无光的黑色上加一长方形的黯淡金框，内写死水二字，其质感即便在今日也觉得现代。

　　为人篆刻贴补家用，以笔为刀献身革命

　　闻一多回国后，先后在多个学校任教，他是武汉大学文学院的首任院长，珞珈山这个美丽的名字就是他取的，他在这里开启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程。闻一多曾说过“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在他看来，爱祖国是情绪上的事，爱文化是理智上的事，因此在西潮泛滥之时，需要向世人揭示中国那可敬爱的文化，这是他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大动力。

　　闻一多是湖北人，楚文化滋养着他，他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楚辞。他从事艺术时，浪漫而热情，他从事学术时，冷静而谨慎，凡提出新见解处必有依据，而自己拿不准的地方宁可付之阙如。在研究楚辞的同时，闻一多还研究起了古文字学，这为他日后从事篆刻甚至是解决生计问题帮助不小。

　　1932年，闻一多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此后直至生命结束，他一直没有离开清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中展出了一组闻一多的素描作品，这是他在1938年步行前往昆明的途中所画的，沿途的风物看似宁静，但画家的心中实在难以平静。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清华等学校被迫迁至大后方，闻一多先随校南迁到长沙，之后在1938年2月至4月间参加“湘黔滇旅行团”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

　　当时还有其他去昆明的更轻松的方式，但闻一多最终决定与部分学生步行至昆明。全程近三千里路，历时两个月才到终点，这是一次对体力与意志力的磨砺。闻一多认为“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而且他长期生活在大城市，任教于大学中，终日接触的都是文雅之士，对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此行恰可以做一番了解。

　　1938年4月，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闻一多继续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战争年月，教授们的生活大不如前，纷纷开办副业贴补家用，闻一多也不例外。闻一多曾说自己对绘画的兴趣让位给了诗歌，对诗歌的兴趣又让位给了篆刻。以治印为副业，既是兴趣所在，又是生活所迫。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了一则《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实际上这是为闻一多刻章所做的广告，为闻一多宣传的人士可谓群星灿烂，包括哲学家冯友兰、文学家朱自清、文字学家唐兰等，这也体现了教授之间相互帮助共渡难关的精神。闻一多为朋友所刻印章也出现在展览中，他为华罗庚所刻印章有一段铭文：“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闻一多与华罗庚有通家之好，两家曾住在一个屋檐下，用帘子一隔，一边是文学家，一边是数学家，也是美谈一桩。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坚持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产党民主建国路线，也因此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1946年5月，西南联大结束使命，师生分批回迁。而就在这年7月，闻一多在昆明参加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的追悼会，发表演讲，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在回家路上遭刺杀身亡，时年47岁。

　　噩耗传来，举国皆惊。毛泽东、朱德在1946年7月29日致电西南联大，对闻一多被害“至深悲悼”。此后，毛泽东又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所举的例子是闻一多和朱自清，“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倘若要选择一个意象来歌颂闻一多的人生与艺术，必定是燃烧自己而照亮他人的红烛。